第287章 辅弼(卅三)万事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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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高务实如此高兴？因为这种想法在农业时代的中国几乎是开创性的！
    早在高务实前世求学阶段，他就曾经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朝廷好像压根就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感觉经济发展这个事儿，在古代的官员和皇帝眼里完全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
    为什么啊，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大事吗？后来他才知道，现代社会才会认为经济发展如此重要，古代还真不是。
    有句是个人都知道的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
    战争很重要，这个好懂，放在这里毫无问题。问题是祭祀。
    祭祀这种活动，你要说它完全不重要，那肯定不对，毕竟这似乎涉及到文化啊、精神啊之类的传承，非要较真的话还是有点重要的。但是，放在和“战争”一个高度，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确实不对劲，因为人家想表述的其实并非只是祭祀本身。这句话里，将“祀与戎”放在同层，甚至把祭祀放在战争之前，是因为这里的祭祀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礼”。
    那么，什么是礼？抛开可以为你给出百万字解释的一票儒家经典，其实孔子所说的礼，根子从来不是什么礼节、礼貌。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细枝末节，仿佛泡茶时冲出的泡沫——你要喝的是茶汤，不是那层泡沫。
    孔子所谓的礼，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就是：“规矩。”高务实认为，孔子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贼简单：做人啊，凡事都要讲规矩，不然就全乱套了。
    把这句话大而化之，再回到“祀与戎”，意思就很好懂了：针对国内而言的“规矩”和针对敌国而言的“战争”。
    前者是为了让国内稳定，后者是为了让敌国不敢来犯，甚至反过来消灭敌国。那么你看，这句话本质上就是按照“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所给出的“首要大事标准”。
    为啥说这个呢？因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关于“对内”这件事，关注的焦点从来都是“规矩”——我安排你们各自干这些活，你们都干好了，这个国家就保得住，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轮不到你们操心。
    换句话说，古代任何一家朝廷，它对内所关心的从来都是维稳，而不是其他。
    当然你可能会说，维稳虽然重要，但是你发展经济之后岂不是国家就更稳定了吗？嗯……未必。
    在这个问题上，不确定性很大：比如你发展经济，那么总会有一部分人获益大、有一部分人获益小，没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获益甚至还受损的。这就造成了不公，容易产生社会内部矛盾。
    打个比方，高务实穿越之后引导大明发展经济，看起来受益的人很多——先是勋贵，再是开明士绅(包括部分官员及家属)，再是开明商人，最后才是依靠这些经济生产带动着有活干的雇工。当然，你还可以说雇工赚了钱会买粮买酒买布建房什么的，还能惠及到普通农民。
    这种情况在后世被称之为“涓滴效应”，大意是富人赚了钱会带动其他人跟着赚，大家都有好处。
    话是没错，但正所谓“不谈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事实是，富人赚取了绝大部分利益，而“涓滴”落到普通人手里那就真的只是“涓滴”。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哪怕是处于同一阶层或者说生态位的人，也一定会有人赚得多，有人赚得少。这样就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好比你和我都是在当地薄有家资的商人，各自有一万两银子的本钱，大家都去做生意。
    结果呢？我最后赔光了本钱不说，还另外欠下一万两银子的债务根本还不起，被迫卖儿鬻女，落了个永世不得翻身；你用一万两本钱赚了十万两，成了本地巨富，又因此将儿子培养出来，春闱高中进士，从今往后就是官宦世家了。
    这样的阶层流动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咱们不说别的，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许多企业，在高务实穿越那会儿早就完犊子了，而最近二三十年冒出来的财富新贵呢？多如过江之鲫。
    这就是财富变化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现代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变化，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古人”而言，尤其在是中国这样一个农本社会而言，这种变化是会让几乎所有人警惕的，甚至产生严重抵触情绪。
    为啥？我家有良田千顷，千百年下来所产生的财富都是相对固定的，因此我可以确保我的家族永远能凭借这份家资活得好好的。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冒着亏到破产的风险去做生意？
    再进一步，你家只有良田百顷，你把这些田地全卖了做生意，最终冒险成功，赚回来良田万顷，从“我的十一”变成了“我的十倍”。请问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我看着你恨不恨？只怕是“嫉妒使我面目全非”了吧？
    这还只是两个人之间，放大到大明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的阶级矛盾只会更大、更不可控。于是，这就和“在祀与戎”的“祀”，也就是“一切要有规矩”直接冲突了。
    朱元璋为什么要规定民户、军户、匠户这些，而且不准户籍变动，只是因为他蠢吗？显然不是。他能从叫花子混成皇帝，再蠢能蠢成这样？
    他只是要“规矩”，要让全国上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规矩”之内，永远不得逾越——因为逾越就可能导致不稳定！
    这才是真正的“稳定压倒一切”，跟后世同样的话完全不是同一个道理。
    后世说“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你得先有稳定，然后国家才能发展，国家发展了你才有更好的发挥平台。而古代不同，比如大明这种，它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它不需要你发展，它只要你遵守规矩。因为你遵守规矩，那么皇帝就永远是皇帝，勋贵就永远是勋贵！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的上帝视角来看，农业社会的中国在各项指标上几乎都完爆全球，而即便不用上帝视角，中国人的已知世界中，也没有人比自己发展得更好。
    那么，我干嘛还要没事找事，顶着巨大的维稳压力去追求什么经济发展？我现在就很发达了好吧！
    所以，用古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懂得技术先进的好处，而是我现在就很先进，我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去冒险追求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是万一不成则很可能完犊子的未来。
    不要把古人看得太蠢，大明并不封闭，封闭的话也不会一发现佛郎机炮比自家的炮好用就立刻引进，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仿制成功，从此开始自产自用。大明所谓的“固步自封”，大多是因为它自我封闭的那部分真的比别人厉害。
    当然，另一部分是因为它还没有认识到别人的长处。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高务实以往的改革都是直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驿站亏本亏不起了，高务实上《纾驿路疏》；藩禁养猪养不起了，高务实上《请开藩禁疏》；户部权力不到位事情难办，高务实上《取用疏》……总之都是就事论事，一计对一事，其前提都是“问题摆在这儿了，快来个人给朕解忧”。
    然而这一次不同，这次并没有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摆在眼前。
    你要问科举有没有问题？那当然是有的，否则四位掌柜刚才的转述难道是在笑话京师士林全都吃饱了撑着，一个个竞相放屁吗？
    但是，科举的问题一直都存在，却也一直没有显得很是迫切、非改不可。在这种时候高务实跳出来要改革科举，士林上下、朝野内外的第一反应绝不会是“高元辅真是急人所难”，而是“高日新这次是要搞掉谁？礼部尚书？”
    没有人会把你的举动第一时间上升到理想高度，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从利益出发——你想在这件事之中求得什么好处？是权，是钱，还是名声？
    庸俗吗？庸俗。现实吗？现实。
    高务实深知这一点，而且历来善于利用人的庸俗。然也正因如此，他等着改革科举才会一等三十年——没有机会啊！
    科举制在当今世界就是全球最先进的人才选拔机制——你看看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家还在玩贵族世袭政治那一套呢！[注：写到这里忽然想到英国上院。笑死，二十一世纪了还得有爵位才能入上院，什么木乃伊皿煮。]
    现在为什么不等了呢？因为他想明白了一点：再等下去也不会有机会主动冒出来，那不如趁着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威望无两的窗口期赶紧推一把。
    不过，虽然要推，也不能一点社会基础都没有，总得先有个抓手才好使力。现在抓手出现了，而且与前三位掌柜提到的不同，这一次《经济旬议》的读者们实际上是在质疑现在的科举制度不能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这就与高务实的目的不谋而合了啊，他能不激动吗？
    不过他马上想到另一个问题，什么群体才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思想有点先进啊！
    高务实把问题抛给石阳，石掌柜笑道：“说起来也是巧了，咱们《经济旬议》的读者有很大一部分都和京华有关系……确切的说，和京华工匠学堂有关系。”
    “啊？”高务实愣了一愣：“此话怎讲？”
    “东家诸事繁忙，可能不太清楚一些细务，其实自从全面开放招生以来，工匠学堂这些年着实培养了不少人才啊。”
    石掌柜感慨道：“尤其是数学系和格物系，都吸引了不少生员(这里指秀才)前来学习，甚至还有些家资殷实又闲极……呃，又爱好此道的举人。久而久之，现在京师士林之中曾经来工匠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就算咱们再怎么少算，也肯定超过千人规模了。”
    “原来如此！”高务实恍然大悟，合着这波舆情之所以能出现，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办学慢慢攒出来啊！
    别看高务实最近这些年没怎么管学堂的事了，但那主要是因为学堂早已走上正轨，暂时又还不好更进一步刺激保守派。
    实际上，工匠学堂最早的时候编写教材，特别是刚才石掌柜提到的“数学系和格物系”，其教材那可是高务实深度参与的。当初为了编好教材，他这个文科生真是把还能想得起来的一点数学、物理知识搜肠刮肚全清出来了——除了某些不方便出现在这个时代的之外。
    不过高务实可不会老老实实只教知识，他把很多思维私货夹杂在教材中，用于“启迪学生”。尤其是数学教学中，高务实在教材里时不时提一些如“某县县令”在财务上被该县主簿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趣闻，然后让学生去计算故事里的提到的相关数学题。
    这种做法不仅不会惹人反感，甚至还会让学生觉得“很爽”——你县尊老爷就这个水平？那还不如我嘛！
    等过了一段时间静下心来想起这件事，又会产生思考：咱们科举取士怎么总取这些废物玩意儿？连手下的主簿都玩不过，这群废物真能管好一个县？万一这厮还官运亨通，那不是更糟糕了？这是朝廷所托非人啊……不对，是朝廷所取非人啊！
    通过这样的潜移默化，京华工匠学堂毕业的学生大多都会觉得现在朝廷取士是有问题的，光考个四书恐怕无助于将来秉政一方，更别说将来万一还要宰执天下了。
    如果工匠学堂没有放开招生限制，学生都是高家的家丁出身，那也就算了，影响力辐射毕竟有限。然而高务实很早就放开了招生限制，有些家庭条件一般且觉得自己登科无望的读书人想通过学堂混一份京华的美差(毕竟是读书人，一般还真是美差)，就开始源源不断进入学堂就读。
    当然，也有那些闲极无聊的好奇宝宝去凑热闹，反正高务实也不问出身，想来读书都可以来读，能通过入学考试就行。
    这样长期坚持下来，也就形成了石掌柜口中的那批人。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反应过来——难怪他们是《经济旬议》的读者啊！这《经济旬议》顾名思义，平时刊发的内容主要都是探讨经济话题，很符合这群人的知识体系……
    好，很好，好得很。这下子不怕舆论炒作不起来了，就以《经济旬议》这批人的政见为核心，再把前几拨人的观点也加入其中，让科举改革一事显得迫在眉睫！
    “诸位的差事办得非常好，我十分满意。不过现在尚且不是论功的时候，我这里有几件事还要拜托诸位立刻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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