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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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清廷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急剧增多，曾强烈要求日本方面实行取缔办法。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试探意味，并向清廷示意，日本将会应允此项要求。适日俄战争结束，订立《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长春以南的各项侵略权益。接着，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前来北京谈判，迫使清廷承诺日俄之间上述侵略权益转让为有效。就在小村寿太郎来华之际，日本政府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取缔。其用意显然是允诺清廷的要求，以利于小村寿太郎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①。故《取缔规则》中主旨尤在于阻禁和迫害中国留学生的革命宣传和活动，这一点，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谈到《取缔规则》时就直言不讳③《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①参阅《宋教仁日记》第2卷，1905年1月28日至2月2日。
    ②同上书，1905年7月28、29日。
    ①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册，第4章《陈天华投海》，上海书店印行，第25页。地承认：“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义。”②所以，《取缔规则》的发布，并不是一般地取缔留学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击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为一个条件，以诱胁清廷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东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多数中国留学生当然也看出了文部省发布《取缔规则》的意图，对日本和清朝双方政府这桩卑鄙的交易深表愤慨，于是群起奔走呼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日本各报竟肆意讥嘲，指为“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一报道称：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褊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虽异常愤慨，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心存犹豫。及至见8000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而日本报章却肆行诽谤，他不禁又惊又惧：惊的是留学生果真能团结一致；惧的是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了日本报道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恚难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读到《朝日新闻》的恶意攻讦，就更感到无法忍受，痛不欲生，遂于晚间伏案疾书，写下了一份悲壮凄怆的《绝命辞》，情深意切地激励学生界坚持一心，贯彻始终，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的种种诬陷伎俩不能得逞。在《绝命辞》里，陈天华还告诫国人，决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谆谆规劝人们不要听从那些亲日的主张，“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次日晨，他将《绝命辞》挂号寄留学生会馆杨度收，随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生群聚会馆前，《绝命辞》“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①。留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不绝。
    陈天华在《绝命辞》里劝告人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他声明，主要是对日本报章侮为“放纵卑劣”极为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称：“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亟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因此，陈天华的投海，不能认为是意志薄弱，灰心丧志，而是以一死来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①。无疑，誉为蹈海英雄，陈天华是当之无愧的。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返长沙。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影、宁调元等首倡将陈的灵柩与在上海投江的②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①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年版，第142页。
    ①《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民报》第2号。
    姚宏业的灵柩一同葬于长沙岳麓山，遭到官方阻挠，于是发动各学堂学生群起抗争。初七日（29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护送陈、姚的灵柩，首尾绵延十多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②“公葬陈姚”的事件，成为一次震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陈天华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激情洋溢，悲壮感人。而蕴蓄在他的著作里最为昂扬生动的内容，又首推强烈的反帝爱国主张。听听他在《猛回头》里一段怵目惊心的唱词吧：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①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处境，陈天华并不感到气馁，而是豪迈沉毅地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他在《警世钟》里写道：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②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这种豪言壮语，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张啊！
    在陈天华的著作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称作“洋人的朝廷”，而且严肃地指出：“中国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①他也如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一样，把民主革命看作顺天应人，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运动，认为“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满着讴歌民主，盛赞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词，宣称“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②。所以，他在《绝命辞》里又谆谆②《绝命辞》，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①曾杰：《乙戌集》，《黄花岗与中国同盟会》。
    ②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35—36页。
    ①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71页。
    ②同上书，第76页。
    相嘱：“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由于陈天华“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③。尤其在湖北新军里，流传最广，“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①。清廷也早有察觉，故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但却事与愿违。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发。金华知府嵩连将曹惨杀，“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②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虽然因尽瘁革命大业而过早地舍身成仁，没有亲身参与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决战，但辛亥决战的伟大胜利，是与他们屹立于宣传阵地的前沿，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激励民众投身于这次决战的劳绩分不开的。他们前驱先路，号角警钟的殊勋，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丰碑上。
    ③《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215页。
    ①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②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武昌日知会之破案》上册，第130页。第二十七章章太炎第一节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
    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③光绪十六年（1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①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①。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②。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③。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
    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⑤；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③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章第4节《猛回头案》。
    ①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号。①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
    ②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③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页。④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页。
    ⑤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页。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①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
    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②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③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①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页。
    ②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页。
    ③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2页。
    第二节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④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六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删革”《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①。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指出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①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②。《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③，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地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④章太炎：《分镇》，《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页。
    ①章太炎：《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前景”。
    ①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页。
    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04页。
    ③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2页。
    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④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①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支持光复会的成立。
    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发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①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43页。第三节主编《民报》，讲授国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②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1906年9月5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1907年12月25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1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1908年8月10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1908年10月10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①《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②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③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④。
    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
    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⑤。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①。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②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页。
    ①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276页。②《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26页。
    ③同上书，第330页。
    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2。
    ⑤《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09—323页。
    ①章太炎：《箴新党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38页。
    向披靡，令人神旺”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还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在他手拟的《约章》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还提出：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亚洲和亲会成立活动的时间虽只1年多，但它以“反对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在东京组织国学讲习会，编国学振兴社讲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起为青年讲学，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早期前往受业的有黄侃、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批驳：“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恺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③并亲莅警廷，责问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①。
    《民报》“封禁”，章太炎在东京继续讲学，“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②，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他还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宣统元年（1909）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减少。
    还在《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汪精卫续办《民报》，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没有睽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③。他在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以“共和纪元”，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②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75页。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第4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①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85页。②《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页。
    ③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期。
    除“外祸”、“辟邪辞”①。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②。武昌起义消息刚传来，“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怒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③他没有忘怀革命，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攻战文字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①章太炎：《复孙中山书》，1912年1月，《大中华》2卷12期。
    ②《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1910年3月10日出版。
    ③章太炎：《诛政党》，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10月26、28、31日，撰写则在武昌起义前。第四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④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⑤。他依恋旧制度，说“**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①，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②。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④。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⑤。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⑦。但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月，“托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谒黎元洪，在鄂致电袁世凯，请去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①。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5月25日发令“章炳麟授以勋二位”②，“冀以歆动”。6月4日，离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③④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19—520页。⑤《章太炎之消弭党见》，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①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2页。②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7页。
    ③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3页。④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4页。
    ⑤章太炎：《上大总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12页。
    ⑥《民立报》1912年6月25日。
    ⑦章太炎：《内阁进退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06页。
    ①《大共和日报》1913年2月1日。
    ②《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
    ③《民立报》1913年5月27日。
    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④。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⑤。“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⑥。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⑦。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①。黎元洪（黄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师”，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②，表示不畏强暴，敢临虎穴；另一方面又以为“共和党势渐扩张，此为可熹”③，“连日议员入党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里，况吾犹未老耶？”④但是，袁世凯对章太炎还是不肯放松，对他加紧迫害，把他软禁起来，梁士诒、赵秉钧等还欲“捏造证据，置章于死”⑤。
    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车离京，为军警所阻。7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仍被监禁。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⑥直到19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在监禁期间，编成《章氏丛书》初编。④章太炎：《致伯中书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55页。
    ⑤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6页。
    ⑥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⑦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6页。
    ①章太炎：《致伯中书十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7页。
    ②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③章太炎：《致伯中书十三》，《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5页。
    ④章太炎：1913年8月17日《家书》。
    ⑤章太炎：1913年8月26日《家书》。
    ⑥《民立报》1913年8月23日。
    第五节参与护法运动，反对国共合作19年6月，章太炎由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主张“维护”⑦。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视“云阶”（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①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10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和孙中山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②。6月7日，张勋率军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陆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③。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借寇之资粮”，“今者群盗鸱张，叛形已著，黄陂与之讲解，实同降伏”④。
    7月1日，张勋复辟。3日，章太炎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集议孙公邸中”，“协议扫穴犁庭计画”①。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7月17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颇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②。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亦参加。9月1日，国民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③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多次向唐进言，促唐东下，但“唐终托故不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太炎却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1920年11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⑦章太炎：1914年5月23日《家书》。
    ①19年7月3日章太炎在浙江国会议员欢迎会上讲话，《中华新报》19年7月4日。②《中华新报》19年12月14日。
    ③《时报》1917年5月12日、14日。
    ④《时报》1917年6月10日。
    ①《时报》1917年6月10日。
    ②《时报》1917年7月4日。
    ③《时报》1917年7月28日。
    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④。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⑤。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合自治不可反对为献”①。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②。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了三民主义。10日，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的怂恿下，发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背离孙中山，反对**。
    ④《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44—745页。
    ⑤同上书，第752—753页。
    ①《申报》1921年1月6日。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华民国十年，五十四岁”。
    第六节晚年主张抗日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章太炎发出《为上海英租界巡捕惨杀学生之通电》。“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③。
    1927年，赋诗自述：“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①。晚年在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欲“甄明学术，发扬国光”。1933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之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但是，当帝国主义蹂躏祖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章太炎起来谴责国民党“怯于御乱而勇于内争”。1932年，北上见张学良；次年，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发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②，呼吁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压制。章太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③12月24日，上海学生北上请愿，国民党加以阻挠，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④。请愿学生经过苏州时，又“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⑤。他“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⑥，临终前，在《答友人书》中还说：“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令共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耳。此辈虽多狙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⑦。尽管章太炎不可能对**有真正认识，但他对**的坚持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还是觉察的。尽管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有使人失望之处，却仍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鲁迅评述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①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
    ③章太炎：1923年1月21日《致李根源书》。
    ①《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12—813页。
    ②章太炎：《生日自述》，《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0页。
    ③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4页。④《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2页。
    ⑤《申报》1935年12月26日。
    ⑥浙江图书馆：《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
    ⑦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5页。①章太炎：《答某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4页。
    第七节著述的编印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台湾日日新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民国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民国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
    章太炎论文最早的结集是《訄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付梓，次年出书，苏州木刻本，录《尊荀》等50篇，另“补佚”2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从日本返国，将《訄书》“删革行于世”，于光绪三十年出版重印本，把《客帝》、《分镇》改为“匡谬”，作为“前录”，又将篇目调整为63篇，以《原学》、《订孔》始，以《解辫发》终。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②。不久，他又手改《訄书》，准备增加《原儒》、《原经》等学术论文，对重印本革命之作每加删削。
    1914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1卷，《刘子政左氏说》1卷，《文始》9卷，《新方言》11卷、附《岭外三州语》l卷，《小学答问》1卷，《说文部首韵语》1卷，《庄子解故》1卷，《管子余义》1卷，《齐物论释》1卷，《齐物论释》重定本1卷，《国故论衡》3卷，《检论》9卷，《太炎文录》文录2卷、别录3卷、补编1卷，《菿汉微言》1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本、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和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误字；浙江图书馆本刊印最精，收录较多①。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太炎文录》也只收录了一些诗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斗争文章竟被刊落，如发表在《浙江潮》的《狱中赠邹容》等诗，发表在《苏报》的《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在《民报》的《复吴敬恒书》以及许多“时评”，《文录》多未收载。《检论》是他就《訄书》增删而成的，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和《解辫发》等篇也被删落了。
    1933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收《广论语骈枝》1卷，《体撰录》1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1卷，《古文尚书拾遗》2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5卷，《新出三体石经考》1卷，《菿汉昌言》6卷，共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战斗之作。
    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补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
    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至于时人编辑或坊间流行的，则有《章太炎文钞》5卷，静葊编辑，1914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第444页。
    ①《太炎集》，抄本，北京图书馆藏，系年编次。
    年3月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太炎最近文录》1册，钱须弥编辑，1915年4月上海国学会书室铅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话文》1册，吴齐仁编，1921年上海泰东书局铅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牍》、《章太炎尺牍》、《章太炎文选》等。其中《章太炎文钞》出版在《章氏丛书》初编之前，掇拾《訄书》和《民报》、《国粹学报》诸文，间有《章氏丛书》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录》一书，据编者称：“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其实只是章太炎1911年到1913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函电等的汇辑；“附录”虽也曾录有载于《民报》的文字，但数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话文》都是章太炎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讲演记录。至于《章太炎先生尺牍》等，则校印多讹，很少可取。
    解放后，学术界曾注意搜集和整理章太炎的遗文。1979年，由有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章太炎弟子，分工编辑《章太炎全集》，已出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1977年曾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
    第二十八章秋瑾第一节抱“匡济艰危”之志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字璿卿，号竞雄、旦吾、鉴湖女侠、汉侠女儿，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市）人。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875年11月8日）生于福建闽县。祖父秋嘉禾多年仕宦福建，父秋寿南同治年举人，母单氏出身浙江省萧山城内望族。
    秋瑾在福建度过童年时代。她曾在祖父官衙耳闻目睹外国侵略分子的飞扬跋扈，深以为忧地对母亲说：“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②从幼年起，秋瑾与兄秋誉章在家读书，由父母课督。她读书用功，天资聪颖，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诗词、小说、史书，对一些描述古代游侠，特别是女杰的作品，怀有浓厚兴趣。
    光绪十六年（1890），秋瑾由闽返浙，居绍兴城内和畅堂，除继续读书外，又向其萧山外婆家表兄弟单老四习武艺。
    光绪二十年（1894）夏，秋寿南任职湖南湘潭县厘金局，一家随往。经媒人说合，父母作主，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五日（1896年5月17日），嫁湘潭城内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字廷钧）为妻。王子芳为不学无术的纨袴子，秋瑾对这桩婚事本极不愿，婚后夫妻感情淡漠，秋瑾抑郁不欢，激起对封建纲常之痛恨。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子芳入赀为工部主事（后迁户部郎中），赴京任职，秋瑾同往。在北京，秋瑾闻见官场种种污秽，十分愤慨，曾写《黄金台怀古》讥讽之：“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①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秋瑾与王子芳匆忙离京返湘避难。其时秋瑾以强烈的忧国心情，写了《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①她后来回顾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②光绪二十七年九月（1901年11月），王子芳赴京复职，秋瑾也重到京华。但不久其父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又返湘居丧。其母、兄则在湘潭城内赁屋开设“和济钱庄”，但开张不到一年便本金亏尽，被迫关闭。不久，其母、兄等皆离湘回浙。秋瑾在夫家更感寂寞苦闷。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秋瑾携女儿王灿芝，再次赴京，与王子芳一同生活。这时，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氏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侄女，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比秋瑾年长7岁。二人结识后感情日笃，几乎“无一日不相见”③。至次年正②上海右文社本，印于1915年，章太炎曾有手校本；浙江图书馆本刊于1919年，其中《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补编》、《菿汉微言》3种，为右文社本所无。
    ①秋高：《秋瑾遗事》。
    ①《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②同上书，第60页。
    ③《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月，即立盟结拜为姊妹。此外，秋瑾还结识了绍兴同乡陶大钧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日本人服部繁子等人。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国内很快传播，大批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前往日本留学者尤多。秋瑾在吴芝瑛、陶荻子等处，常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眼界为之大开，忧国之情更趋强烈，便更加不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她表示：“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①乃决心摆脱依附丈夫生活的地位，出国留学。王子芳极力反对，竟窃走秋瑾自筹用作留学费用的珠宝财物，以阻其行，引起秋瑾极大反感，从此夫妻反目成仇。秋瑾另筹学费，脱下红装，丢掉女子裹脚布和三寸弓鞋，换上全副男装，直至牺牲，终未再穿清朝礼服。
    从准备出国留学遭丈夫阻止这件事，使秋瑾认识到，女子“革命当自家庭始”的道理②。
    ①吴芝瑛致徐寄尘书，《民主报》1912年7月2日。
    ②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集》，第188页。
    第二节东渡日本，参加反清革命光绪三十年五月（1904年6月），秋瑾离国赴日。她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经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结业。在此期间，一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旋因对校方在教学方法、生活管理上不满而退出。
    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秋瑾在这半年间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各项活动。她广泛结交进步留学生和革命志士，与周树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冯自由等都有较多往来。她把志在反清革命的青年引为同志；对浮薄轻佻、吃喝玩乐者深恶痛绝；对那些顽固透顶、借留学为升官发财途径的人，更“自始至终口诛笔伐，面对面地展开斗争”③。她积极发起或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其中包括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一起，对拒俄运动时留日女生成立的“共爱会”进行改组，改名“实行共爱会”，举陈撷芬为会长，秋瑾为“招待”，欲办成一个团结全国妇女的团体，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秋瑾还与人组织“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①。又曾发动留日女生，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她自己则写信回国，请其兄作代表，与王子芳家“开谈判离婚”②。这些均表现了秋瑾敢于向当时统治中国的封建礼教大胆挑战的勇气。
    这年秋，冯自由、梁慕光奉孙中山之命，在日本横滨成立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作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③。秋瑾得讯后，即与王时泽、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共10人，一同加入此会。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刘复权被封为“洪棍”，是为“洪门三及第”④。加入横滨三合会，是秋瑾日后广泛结交秘密会党的开始。
    在参加上述各项活动同时或稍后，秋瑾还积极与人创办“演说练习会”。在该会所订十三条简章的第五条中，规定“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语研究会，凡演说皆用普通语”，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正式提出并实行推广普通话的组织之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秋瑾尽管浙江口音很重，但努力学习用普通话进行演说。这个组织在留学生的进步青年和革命青年中，有很好的声誉，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曾亲自向秋瑾提出加入该会的要求⑤。演说练习会提倡演说技巧，把演说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用以使无钱订报或没有文化的人能了解革命的道理，同情和参加革命斗争。因此，创办演说练习会是秋瑾投入民主革命的组织活动的正式开始。
    在参与创办演说练习会同时，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中国白话报》。该报附设在留学生会馆内，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创刊③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秋瑾集》，第189～190页。
    ①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页。②周建人：《回忆鲁迅》。
    ③《致秋誉章书》，《秋瑾集》，第39页。
    ④冯自由：《朱少穆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⑤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25页。
    （月刊），内容包括论说、教育、历史、实业、地理、时评等十几个项目，全用白话文，它实是一种宣传反清革命的刊物，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至三期内容看，充满了激烈反满的言论。秋瑾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在第一期上发表《演说的好处》，大力宣传用演说“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①，并尖锐揭露了清朝官场种种腐朽不堪的丑事。在第二期上，秋瑾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发表了《警告我同胞》，针对中日两**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发出强烈感叹。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秋瑾又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乘学校放假，她决定回国探亲和续筹留学费用。实践女校托她顺便在国内招收师范、工艺两科女生留日。动身回国前夕，遇到刚在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并参与在沪创立光复会的陶成章。陶成章向秋瑾详细介绍了浙江各地秘密会党的情况，并为之写了介绍信，给当时在国内的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和徐锡麟。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秋瑾回到上海。她先在上海爱国女校找到蔡元培，然后去南京，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辛汉，无结果，乃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五月，秋瑾由绍兴到沪，准备再去日本。陶成章这时正在上海，把秋瑾介绍给在沪的浙江处州会党头目丁■、吕熊祥等人，这是秋瑾与浙江秘密会党有正式联系之始。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七月五日（8月5日），到青山实践女校注册，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在此只读了1个学期，修读了9门功课，每周上课达33课时，另加6课时自修课。秋瑾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还在课外坚持体育锻炼，又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
    这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十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当时中国报刊一般称之为《取缔规则》），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日本有的报纸且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且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秋瑾与宋教仁、胡瑛等力主全体停学回国，另一些留日生则认为这样做不妥。两派激烈争辩，最后由于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取缔规则》没有实行，多数留学生仍留下学习，秋瑾则与易本羲等人于十一月底离日，十二月回到上海。这时，秋瑾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她写信给留在日本的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承认留日学习也可救国。她在信中还切望“诸君之无忘国耻”，表示自己归国以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②。回上海不久，秋瑾首先积极参与创设“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的学生。不久，经同盟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06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和民主革命。在她影响下，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以后改①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0页。②《秋瑾集》，第3页。
    名惠秋）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第三节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秋瑾在浔溪女校执教两月后，因该校校董金子羽散布流言蜚语，乃愤而辞职赴沪。同年夏，她赴浙东一次，“阴求死士，得吕东升诸人”①。八月间，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有一次试制炸药不慎爆炸，“伯平伤目，瑾伤手”①，幸伤势很轻，不久即康复。
    与此同时，秋瑾为了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积极筹创《中国女报》杂志。她原拟集股万元，“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象象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②。乃在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设立蠡城学社，筹集股金，先在《中外日报》刊登章程、广告，并将另印的章程，分寄各地女学堂。但过了不少时间，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秋瑾极为痛心。在计无可施之下，她邀嵊县平阳党首竺绍康，于秋冬之间同往湖南，以计向王黻臣诱得一笔款子，终于在十二月初一（1907年1月14日）在沪出版《中国女报》创刊号。次年正月二十日（1907年3月4日）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亦已排好，惜因经费拮据，秋瑾又无暇顾及，故未能印行。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揭示创设该刊物之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成立“中国妇人协会”，亦即全国妇女协会的人，仅此即可说明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
    在所出版的这两期《中国女报》上，秋瑾发表文章四篇，即《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和《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章程及意旨广告》；诗四首，即《感时》、《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愤》、《剑歌》；歌曲一首，即由她一人作词谱曲的《勉女权歌》。这些文章、诗歌，连同她前此发表在《白话报》上的文章，以及在留日时已开始、回国后继续创作的弹词《精卫石》和其他不少诗词、书信，是秋瑾宣传妇女解放的杰作，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珍贵史料。
    在这些诗、文、歌、词中，秋瑾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受到的压迫、歧视，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揭露、控诉，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纲常礼教、社会陋习和荒谬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鞭挞。特别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之因在于未能自谋生计，经济没有独立，并针对这个原因而探索了妇女争取解放之途：“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③“求学艺”的办法是大兴女学，使女子学得文化知识，然后“做教习，开工厂”以便自立；“合群”则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依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更为可贵的是，①《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6～47页。
    ①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3册，第185页。
    ②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2集，第5页。
    ③《敬告姊妹们》，《秋瑾集》，第15页。
    秋瑾还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①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这些思想、理论，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②①《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32页。
    ②《精卫石》，《秋瑾集》，第130～131页。
    第四节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在创办《中国女报》后，秋瑾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组织反清革命的活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2月），萍浏醴大起义爆发期间，光复会员集议于上海，谋在东南地区起兵策应，秋瑾参与密议。其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需有既具威望，又富才干者主持。陶成章乃派王文庆赴沪，与秋瑾商议组织浙江起义之事；徐锡麟也派王金发到沪，邀秋瑾回浙主持。秋瑾欣然接受，即以浙事自任，偕王文庆回浙，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
    浙江是秘密会党分布很广的一个省份。清末，浙江各地的会党主要有：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以金华为总部），以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以丽水为总部），以竺绍康、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以嵊县为总部），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活动在浙北地区），等等。势力遍布全省，其中尤以金华府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之仙居县，绍兴府之嵊县，处州府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这些秘密会党都反对清朝统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它们曾一度以反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但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反满色彩又浓厚起来，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争取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秋瑾回浙，主要是在已有基础上把各地会党进一步组织起来，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从上海回浙到达杭州时，正值徐锡麟由绍兴去安庆之际。秋瑾与徐锡麟乃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商，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同时发动，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两地间的联络工作则由陈伯平负责。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秋瑾即于十二月中旬（190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间）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县联络会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回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
    大通学堂全名“大通师范学堂”，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该校普通班设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博物以及体操等14门功课。此外，为了培训浙江会党骨干熟习军事，特设体操专修科，只学习军事体操、进行军事训练，不学别的课程；专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训练。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9响枪50支、子弹2万发。并拟定章程，规定凡大通学员，一律得加入光复会，毕业以后仍受学堂办事人员的节制。从而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会党的联络中心，光复会本部也由上海转移到了绍兴。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首先整顿纪律，消除内部宗派纠纷，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培养学员刻苦勇敢的精神。接着，她在绍兴城内诸暨册局（科举时代诸暨县考生到绍兴参加府试时住宿之地）设立体育会，拟招收一批女生，教以兵式体操，由秋瑾自己率领，组成一支女国民军。但因绍兴绅、学两界强烈反对，无报名者，只得作罢。秋瑾乃改招金、处、绍三府会党骨干60多人入会习军事。对于大通学堂普通班，秋瑾也主张努力扩大招生，特于二月二十五日（4月7日）《绍兴白话报》第131号附张上，刊登《大通师范学堂第二次招生广告》。其目的也在于扩展光复会，增强革命势力。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秋瑾还在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上，特邀绍兴知府，山阴、会稽知县①到校致词，并与师生拍照留念。绍兴知府贵福见秋瑾办事能干、认真，很为满意，特将其别号“竞雄”二字拆开，凑成“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送给秋瑾①。这样，经秋瑾积极整顿，大通学堂面目一新，规模也有了新的发展。
    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又两次深入浙东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广泛联络会党，并在会党人员众多的嵊县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②。
    秋瑾在积极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还抓紧了另一条战线的工作，即利用各种关系在驻杭州新军、浙江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中发展光复会员。
    秋瑾于上年冬由沪回浙时，即在杭州与新军及武备、弁目二学堂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发展了一批人加入革命党。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前后，她又到过杭州几次，继续在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中发展革命党。经她前后几次发展入光复会的新军官兵和武备、弁目二学堂师生有几十名，其中重要的有吕公望、叶颂清、朱瑞、周凤岐、陈国杰、许耀、夏超、虞霆、黄凤之、张敢忱、傅孟、俞炜、裘绍、周亚卫、陈礼文等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起义活动，有的并成为主要领导人。连同在会党中发展入光复会的在内，秋瑾在主持大通学堂的前后半年内，共发展了光复会员600多人③，从而使光复会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在联络会党和新军等取得顺利进展的基础上，秋瑾于三月间将光复会职员编为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的七律诗为表记。从“黄”字起至“使”字止共级，以“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祸”字为协领，由秋瑾自己担任；“源”字为分统，由会党头目竺绍康、王金发、张恭、吕熊祥等担任；“溯”字为参谋，以会党头目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等。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在戒指中嵌入代表自己职衔之代名词或A、B、C等英文字母。经此编组，上自处州府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之嵊县的会党，都被编组起来了。
    四月初，秋瑾又把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员数千人，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分别编成8个军，总称“光复军”，每军都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等13个军职，以白底黑色“汉”字旗为军旗，以黄色小三角形、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旗帜作为顺旗。还规定了军服、头布、肩章、胸带、①郭沫若：《秋瑾史迹·序》。
    ①当时绍兴府治所在地及周围郊区，即今绍兴市、县，分山阴、会稽二县。②陶成章：《秋瑾传》，《秋瑾集》，第185页。
    ③尹锐志：《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85页。
    图章、令符等的具体式样①。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编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发动日期也初步拟定：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先由金华府发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派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发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发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在进行这些组织活动时，秋瑾还手订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以备起义时张贴。在这些文告中，秋瑾以强烈的忧国之情，痛切指出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怒斥清朝统治者各种罪恶。
    光复军起义计划和发动日期拟定后，秋瑾即派陈伯平报告徐锡麟，约定两省配合行动。
    这时，徐锡麟在安庆担任掌握全省巡警、治安大权的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向巡警学堂学生宣传革命，在安庆新军中争取进步官兵，为武装起义加紧积聚力量。
    但是，在尚未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动计划之前，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暴露，乃匆忙决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发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三十几名学生冲出学堂，前往军械库，激战四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惨杀，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从大通学堂选派了32人，由俞炜、叶颂清和龙华会头领周华昌率领，前往杭州，潜伏待命；让周华昌招部下200人，驻伏杭州江干（钱塘江沿岸一带），以“伺动静为内应”①。此外，秋瑾还派周亚卫去嵊县，让竺绍康发动同志作准备。
    然而，浙江的一些会党和光复军，未及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就纷纷行动。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首先发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按即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①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镇压。
    五月底六月初，秋瑾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强忍悲痛，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以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140页。
    ①见秋瑾：《光复军军制稿》，《秋瑾集》，第23—26页。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91页。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待到六月十日预定之期再发动起义。
    六月二日（7月11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00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但秋瑾已置生死于度外，且早认为“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②。决心以自己的流血，来一洗“女界之羞”，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还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诗，表示自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①因而她坚决拒绝出走。她命当时从嵊县赶来劝她出走的王金发快离开绍兴，并要他和竺绍康等人在她牺牲后另谋再起。
    六月四日（7月1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6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即清军从大通学堂内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敌人逼她说出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三字。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不吐供”②。最后她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以表示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无限惋惜。
    清廷对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动极为害怕。浙江巡抚张曾敭上奏朝廷说：“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非寻常盗贼可比。”两江总督端方在给张曾敭电文中也说：“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①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1907年7月15日）晨，秋瑾在绍兴城内轩亭口就义，年仅33岁。
    ②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第43页。
    ①《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②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18页。
    ①《辛亥革命》第3册，第96、193页。
    秋瑾从光绪三十年投身社会活动起，在3年时间里，为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①。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0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增补重印。
    ①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第213、211页。第二十九章宋教仁第一节踏上革命征途宋教仁，字钝初（也作遯初），号渔父，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从4岁起，他就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转入桃源县城里的漳江书院读书。
    清末政治的**，外国资本主义的频频入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安坐于书斋中。基于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宋教仁产生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成了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与同学文骏等人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的得失、关塞险厄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大有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②因此，虽然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母命参加了县试，考中了秀才，但他并没有把继续博取科举功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持这次考试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的历史功绩①，深得梁鼎芬的赞赏，被取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在入学以后无法再埋头书案，他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的无能，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大为叹服，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他便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在一起，密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地讽示他迅速逃走。于是，他就在七月间离开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11月4日），他在长沙参加了黄兴所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他又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华兴会，把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作为自己的斗争方略。所以，在华兴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遣“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①。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互通声气，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则担任文书。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十月十日（11月日）慈禧太后70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以武备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省内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②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①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①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
    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除了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九月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才知道起义事机已经泄露。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资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前往武汉，追寻黄兴。
    十月初十日（11月日），宋教仁安全地到达武昌，改换姓氏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从同学口中得悉“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梁知府正访查经武（即胡瑛）的来历”②。而此时黄兴等人在上海新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日后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上海。可是，因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宋教仁在上海无法立足，经朋友们的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12月5日）浮槎东渡，前往日本。
    ②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8页。
    第二节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发动起义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1905年1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24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发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100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11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①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2页。
    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人发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时①，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决定将联合会解散，二十二日全部复课。
    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识，所以，他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2月1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准备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但在听课温课之余，他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规划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势的急剧变化，使宋教仁的攻读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底（1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他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如何组织东北的“马侠”，与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的起义遥相呼应问题。在宋教仁看来，这些所谓“马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晓以大义。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决心亲赴东北，去完成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黄兴和孙中山在讨论国旗图案时意见不一致，孙中山坚持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主张采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实因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①。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劝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并赠款5000元；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款1万元。孙中山拨出2000元给《民报》，其余的全部带走作为发动起义的经费。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孙此举不满，大起风波，宋教仁颇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一起，乘船离开日本的门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他在给大孤山“马侠”首领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①李蓬春等把他们邀到山上，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他们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古川清向当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碱厂招兵时①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10—211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563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718页。
    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逃奔大连。他极力设法营救白逾桓脱险，毫无结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便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韩登举处，继续活动。
    宋教仁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并且得知，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将这个会所伪造的关于延吉地区原属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且指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开展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谓“间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曾经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才没有成行。但是，他的《间岛问题》的书稿帮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却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他对别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②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得到清廷的奖赏，引起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怀疑。有的人认为他在勾结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于光绪三十四年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学生资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费金。日本政府对他大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对他进行多方刁难，他并不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渐涣散，所发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1910），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①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②同上书，第727—728页。
    ①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宋渔父先生遗事》。
    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只是由于到会者“咸主急进”，最后才由谭人凤拟出“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进行方案①。①《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10号。
    第三节筹谋民国大业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民立报》主笔。于是，他那丰厚的学养和远见卓识，就化成一篇篇笔锋锐利的时论文章，通过《民立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指斥清廷对国际形势的蒙昧无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从而把中国推到危险的境地。他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局面决不会维持长久，日本正想独吞中国，俄国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地区，英国企图继续控制长江流域，还窥伺西藏和云南，美国则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张势力，一旦这种“均势”遭到破坏，帝国主义各国就会大动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①。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暂时维持这种“均势”，以便乘此机会迅速改革国政，扩建国力，等到国势强盛以后，再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较量。
    揭露清廷立宪的骗局，是宋教仁时论文章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他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一种骗人伎俩，他们肆意侵犯资政院应有的权限，擅自成立皇族内阁，都从根本上违反了立宪的原则。他们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纯粹是日本“钦定主义”的仿制品，其中所规定的“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同秦始皇的“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一脉相传。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所谓“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以及“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话。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②他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也反对在当时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①。
    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中旬，宋教仁在谭人凤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参加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他草拟了文告、约法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方案，准备在起义胜利之后颁布实施。二十九日（27日）傍晚，他与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不幸起义已经失败。他们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但是，宋教仁并没有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还劝说其他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继续斗争。他说：“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后，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一方面同往常一样，照旧从事革命的组织活动。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谭人凤撰写了《宣言》，宋教仁拟订了总会、①居正：《辛亥札记》。
    ②《宋教仁集》上册，第221页。
    ①《宋教仁集》上册，第215、254、255页。
    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分掌文事部，负责处理参谋、立案、编辑与其他一切事务，成了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起义，然后组织各省立即响应。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令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而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分别运动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诸事。除此以外，他们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和长江中下游各地遥相呼应。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宋教仁担心革命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特于八月初四日（9月25日）在《民立报》发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党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经验，采取革命手段，应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的宗旨。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②。同一天，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杨玉如来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其起义计划，要求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去武汉主持大计。因为黄兴远在香港，近日之内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进医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准备西行，但就在这时，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在近期之内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已经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发动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上路，并于八月十七日（10月8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这个消息，悔恨不已。他认为，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他极力设法进行挽救。九月初三日，当黄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就劝黄兴去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以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黄兴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宋教仁拉上轮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汉。到武汉后，黄兴仅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到前线去指挥革命军同清军作战，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他的政略在武汉无法施展，所以在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之后，就于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乘船东下，去策划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便成立一个由革命党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一再强调：“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①他努力调解江苏各军之间的纠纷，以稳定江苏的局势。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将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他便为推举中央临时政府的革命首脑而积极活动。十月十四日（12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②同上书，第289页。
    ①《宋教仁集》上册，第327—328页。
    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因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议，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仍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也勉强接受。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改变了马上赴宁就职的原议，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
    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央临时政府。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同意建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革命中心，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他却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黄兴劝他取消自己的提议，他拒绝。最后由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提议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应增设临时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他的修改方案才获得多数代表的通过。可是，仅仅过了3天，这个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费尽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于要挽回革命党人已经失去的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心情，却无法被别人充分理解。特别是因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12月1日）发表的九则《宣言》中曾经写道：“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为此，宋教仁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修正，又引起这个大纲起草者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于争当总理、捞取大权的私心，使他有苦难吐，百口莫辩，连孙中山也无法坚持任命他为内务总长，最后只好让他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个条件，以维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淳朴忠厚的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报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的发生，肯定是袁世凯耍弄的手段，但他从抵制俄国和日本的侵略阴谋考虑，却同意把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于他在入京时“多所结纳”，马君武“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总统府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立即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被送入医院，“旬日始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①①《宋教仁集》上册，第369页。
    第四节为宪法而牺牲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①。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6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6月28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②尤其是这年5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月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①。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陆征祥于继唐绍仪之后组织内阁，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只是由于他们还不赞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参加陆征祥内阁的建议，所以两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到了7月26日，袁世凯用武力强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总理，统一共和党不仅没能将陆征祥否决，而且受到共和党与军警界的攻击，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和同盟会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于是，两党合并的问题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①《胡汉民自传》。
    ②《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390页。
    宋教仁组织大党的心情十分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要实行两党合并，必须改变同盟会的名称，废除民主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允后，在8月5日，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到讯息，也先后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表示愿意一起实行合并。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以“国民党”作为这个新党的名字，并且通过了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等五条政纲。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举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①可他并不知道，组织庞大的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的“男女平等”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斗争意义。他还把社会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分更加复杂，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凡是企图实行**独裁的人，总是容不下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凯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大费心机。他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手腕比较灵活，比起孙中山和黄兴来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无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对宋教仁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总理，继陆征祥之后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10月18日，他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探望别离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时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临行之前，袁世凯送上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①。洪述祖和程克寻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桂馨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1个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斗争的巇崄征途。从1913年1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无情揭露。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②10天以后，他又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再次点了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①《民立报》1912年7月28日《同盟会大会纪事》- 百度 求小说网 有求必应！ 中国通史 https://www.qiuxiaoshuo.cc/read/iocm/isgafgg.html 全文阅读！求小说网,有求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