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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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战争的发展大出陈独秀所料，一路凯旋，9月即饮马长江，攻克汉口，10月攻占武昌，随后挥师东南。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调主力应付，上海一时防务空虚，**在10月和翌年2月，两次发动武装暴动，结果因没有经验和资产阶级动摇等原因，没有成功。接着，陈独秀亲自出马，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于3月2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发动第三次暴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取得胜利。从北伐军打下南昌开始，蒋介石即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为中心的大资产阶级勾结，准备叛变革命。他制造一系列惨案，摧残**领导的工农运动，一路杀到上海。陈独秀估计到蒋介石也要向上海的**特别是工人纠察队开刀，一面请示国际，一面准备武装反抗。但是，国际来电，不准军事反蒋，可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中山舰事件时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现在被共产国际弄回国抑制蒋介石的汪精卫，这时到达上海，右派和**都来争取他。当时，右派为了制造**借口，散布了许多谣言，说**要“打倒国民党”，并指使工人冲击租界。陈独秀为了粉碎这种谣言，于4月5日与汪发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宣称**不想打倒国民党，而国民党也“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可以缓和上海的局势，即朔江而上，把**中央迁到武汉。不料在12日，蒋就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残杀**人和工人群众。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也在政变后被派到上海工作时，被捕牺牲。
    上海政变后，广州、四川等地国民党也先后转向反革命，武汉地区陷入反革命四面包围的困境。陈独秀一面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等农运干部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国民党则要求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强大压力；一面又受了共产国际的严令，不准退出国民党，不准破裂联合战线，找不到出路，终日惶惶不安。这时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易，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以巩固武汉革命根据地。鲍罗廷则认为东南地区反革命势力太强，革命应向西北发展。陈独秀赞同鲍的意见，主张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后再说。在这种情况下，4月底召开的**五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共产国际原想撤换陈独秀，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仍选他当总书记。到7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改组党中央，成立没有陈独秀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终于失败。
    **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企图挽救革命的失败，并在新派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召开了八七会议，不指名批判了违背国际路线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9月，陈独秀和党中央先后迁到上海，过起漫长的地下斗争生活。陈独秀几次写信给中央，认为革命在往下落，应该全面退却，不应有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遭到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的中央的批驳。有的中央委员还把陈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在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二儿子陈乔年的劝说下，陈独秀不再写信，而埋头于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的研究。不久，乔年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捕牺牲。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多次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参加**六大，他拒绝，声言“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从1923年起就以苏共党内反对派领袖身份进行活动的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实权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攻击其在中国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应对失败负责；并认为当前中国没有革命形势，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应在城市中开展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运动，以过渡到将来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和**六大规定的当前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受到影响，也进行反斯大林活动。他们被遣送回国后，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翌年春天，陈独秀等一批下台的党内中上层干部，在阅读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批判斯大林的文件后，自认为茅塞顿开：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共产国际令**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于是，他们也结合起来，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8月5日，陈独秀给中央一封长信，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中央路线。同时，他还反对中央在当时“中东路事件”中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建议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这个意见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把所有这些都视为“反党、反苏、**产国际”的行为。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托陈派曾要求加入留学生托派组织，但对方怕失去正统地位而拒绝。于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12月开了一次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出机关报《无产者》。与此同时，又出现两个留学生托派组织，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调解和催促下，1931年5月初，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沿用托陈派的“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名称，陈独秀被推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准备为国民会议而开展广泛斗争的时候，九一八事件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以个人或托派组织名义，发表大量文章、宣言和决议，声讨日本侵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支持并指导学生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并在1932年2月10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义起草发表了《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与**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的策略。结果遭到刚刚上台的王明左倾集团的拒绝。托派内部坚决反对“投降”**，他们空谈“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使用“抗日救国”和“爱国运动”的口号。
    10月15日，托派中央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等全体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陈独秀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批驳检察官强加给他的“借抗日反国民党”就是“叛国”的罪名。1933年6月，他被判八年徒刑。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8月23日，陈获释。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他一改托派的传统立场，接连发表演讲和文章，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拒绝东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汉，继又入川。这时，上海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时委员会执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指导的路线：继续贯彻阶级斗争的方针，反对国民党领导抗日，特别攻击**让步的国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阶级；主张利用战争造成的形势，发动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决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则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可能爆发革命，并且以当时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清除异己大量残杀无辜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为粉碎“慕尼黑阴谋”与德、日分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例，攻击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与纳粹一样的独裁制。为此，他宣布“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否定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自诩为“终身反对派”。双方通过书信、文章进行了一场论战。
    陈独秀出狱后，仍受国民党政府的监视，他的反苏言论有碍当时政府的“联苏制日”政策，不准他发表。陈独秀出狱时，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为首的党中央曾积极响应，但双方正在联络之际，**驻莫斯科的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国，诬陷陈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日寇汉奸”。从此他与**的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曾要提供资金拉拢陈独秀成立“新共党”，反对延安，但他予以拒绝。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寂寞而逝。
    第十一章王明王明，原名陈绍■，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有马马维奇、**维奇、克劳白夫等。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其父陈嘉渭早年自做酱醋出售，后与人合资开办行店，经营竹木。其母喻淑连曾任女子学校校长。
    王明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天资聪敏，能文能诗。1920年秋，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曾发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被推为事务部主任，并担任安徽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曾参加武汉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后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青年团。10月由许凌青介绍参加中国**。不久被选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很快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王明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3月，作为译员，随米夫率领的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活动，并列席了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经米夫推荐，王明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兼做党刊编辑。8月，随米夫再到苏联，在中山大学任联共党史课教员和翻译。不久，担任该校联共（布）支部局宣传干事。王明依靠米夫的支持，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务派”和反托派斗争进行宗派活动。他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制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等事件，打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之后，他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首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28年，王明根据米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安排，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编译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它强调城市暴动是武装起义的中心，提出“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一篇代表作。
    1929年春，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央宣传部主编的《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被捕，出狱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后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在这期间，他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阐述。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中国革命在新高涨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他主张加紧“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首先在主要数省或一省夺取政权。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王明对李立三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压制，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等一切工作。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王明曾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但当他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共产国际10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的内容后，却一反前态，乘机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11月13日，王明等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责**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王明等再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中央于11月日收到共产国际的10月来信，并在党内公布了信的内容。王明便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这时，王明抛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经增订，改名为《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12月10日左右，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王明加紧进行宗派活动。12月25日，王明被任命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1931年11月，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2年8、9月间，共产国际召开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王明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在1933年11、1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王明参与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并对国内**临时中央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在这次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8月1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于10月1日正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的策略》的长篇发言，后整理成小册子，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巴黎和国内出版。它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强调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会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11月，王明写了《中国**的新任务》和《中国**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于1936年1月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出版。这个小册子阐述了“联蒋抗日”的思想，强调了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国**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应该实行转变。1936年7月以后，王明先后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又名《新中国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们**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部队，看成是日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了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的团结抗日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这期间，王明还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等接触，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并于1936年1月23日致函**、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到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之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潘汉年、王炳南等回国，帮助**中央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批评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抹煞**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是抗战的领导者，主张“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强调正规战，贬低**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主要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日求得速胜。由于王明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8日，王明抵武汉，参与同蒋介石的谈判。不久，**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合并，对外为**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暂以王明为书记。王明还兼任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合作抗日、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内各界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发展南方各省的**组织、指导新四军及华中抗战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在《挽救时局的关键》、《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和演讲中，宣扬国民党和**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这是中国**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王明等致电**中央，指责这“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2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指望通过外援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队的骨干，进一步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又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表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继续坚持并发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不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在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致使**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从1938年6月起，王明担任**委派的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在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上，他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参政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案》，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从这时起到1944年，王明是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8年9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并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他仍坚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要与国民党“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会议决定撤销**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会后，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从1939年起，王明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7月，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1940年春，先后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在妇女工作、促进宪政运动、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王明改变了以前一些错误观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特点，以及国共合作、反磨擦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但仍认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1941年9、10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等领导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拒不承认错误，对**等的批评逐条进行反驳和辩解。之后，王明借口有病，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央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左”的和右的错误。**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王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同年12月，王明给**并**中央政治局写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讨自己的错误。1944年5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在延安举行。**把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并先后派**、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同他谈话。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当天，王明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随后他以生病为由不出席**七大会议，也不向会议检查自己的问题。经**做工作，**七大仍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
    从1946年起，**中央根据王明的要求，安排他从事法律研究工作。6月，王明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兼任宪法组组长，参与起草全国宪法草案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1947年冬，在晋绥解放区临县后甘泉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2月，出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并发言。1948年春，王明随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移驻河北建屏（今平山）西柏坡。12月，该委员会改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全国有关立法和司法问题的工作机关。1949年初，王明为**中央起草了《对国民党司法人员之处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等指示，并负责组织编写训练司法干部的教学提纲。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王明表示“拥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会议决定，王明应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王明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3月下旬，王明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6月，任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并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会理事，参与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刑法大纲、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等法律的起草工作，还主持召开监狱法律问题座谈会，指出以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造自新作为“监狱工作的方向”。1950年7月，他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法律本质、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刑民法政策等问题作了阐述。
    王明对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写一份检查自己错误的声明书的决定，拖延不执行。因此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指出王明的这种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重申王明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他过去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但拖至9月上旬，王明提出要到苏联治病。10月，他动身去苏联。1953年12月，从苏联回到北京，继续治疗休息。1956年1月，再次去苏联治病。8月上旬，**中央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明以“身体病况仍不许可”为借口，拒绝参加大会。经**中央反复做工作，**八大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明在苏联期间，化名马马维奇、**维奇，发表文章，歪曲中国**的历史，诬蔑与攻击党和**，否定**思想，并为他过去所犯的错误狡辩。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
    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十年》一书，这是王明在1971年至1974年间所写的几篇文章拼凑编成的。1979年，苏联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
    第十二章蒋介石蒋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父蒋肇聪，母王采玉。蒋8岁父亡。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1908年入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率敢死队参加光复浙江之役，1913年夏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10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接讯自上海赴广州，登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深获信任与器重。但由于蒋资历尚浅，因此迄至国民革命初期，未能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下面，我们分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台湾五个阶段来介绍蒋介石。
    1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仿苏俄模式，着手建立国民党党军。蒋把此视为培植嫡系势力的良机，因之竭尽全力，从军服军帽设计、校舍卫生管理到教官的任命、教学内容的制定，都亲自参与决定，并与学生保持密切的接触。在培养军官的同时，蒋还在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募兵练兵，这样，到1924年冬季，黄埔建军已具雏形。由于这支军队经过严格的选拔与训练，受过思想政治教育，又有“革命军连坐法”，因此战斗力很强。
    1924年10月，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师生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叛乱，1925年2月，率师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打垮其主力部队30000余人。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1925年7月，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0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翌年二月，统一了广东全境。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开始进入党的权力中枢。
    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蒋借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员、代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接到假命令，率中山舰赴黄埔候用，被人诬陷为企图绑架蒋介石。蒋乘机扩大事态，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和各军党代表，监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的内幕现在仍不能彻底澄清，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的冒险获得成功，打击了**，排挤了汪精卫，扩大了自己的权力。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员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蒋介石则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不久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区。
    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扩大势力，着意夺取中央大权。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蒋介石则坚持迁都南昌。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个人专权的决议，撤销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则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夺权行动，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在统治区域“清党”，残酷屠杀**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分子。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集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南京国民政府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成立是仓促的。它一开始就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外临列强的观望怀疑，内遭桂系及被其拉拢的一部分黄埔系军人如何应钦等的反对，武汉方面以蒋下台为宁汉合流的必要条件，军事上克复徐州之役又以失败告终。在反对力量压迫之下，蒋遂于8月下野。但他仍关注时局，并尽最大可能施加影响，寻找再上台的良机。9月，蒋介石访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持，11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赞成其**但反对北伐。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①，与美国的联系亦因之密切起来。
    1928年1月，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应付时局，迎蒋还政之声高涨，蒋乘机复职，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会根本改变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政策。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后不久，又任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了四个集团军，合力进行“二次北伐”，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6月3日，张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被阎锡山占领。北伐至此完成。北洋军阀长达年的统治被推翻。
    北伐完成伊始，蒋介石就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①。1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训政纲领》。同月，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在蒋介石的积极争取下，张学良排除日本的干扰，在东北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②，蒋介石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真正实现中央集权，蒋想方设法在军事上削除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的军队，并夺取其地盘；在政治上瓦解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的有组织的对抗。
    1929年1月，全**队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由于各派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无结果而终。蒋介石见和平手段达不到目的，就准备武力解决，冯、阎、桂系也积极备战。这样，1929到1930年间，蒋先后与桂、冯、阎或其联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混战，严重削弱了国力，予日本武力侵华以可乘之机。
    1930年5月，形成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事集团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政治集团的反蒋大联合。5月11日，蒋介石向冯阎军下达了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双方百万大军，主要围绕陇海、津浦两个主战场展开厮杀。蒋有中央的名义，有雄厚的财力，又善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对手，终于在赢得张学良东北军“拥护中央”后，打破了相持的局面，于10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反蒋派之间的一次军事政治大决战。双方参战兵力达140万人，死伤30万。蒋介石通过这场决战打垮了冯玉祥，重创①《上海时报》，1927年12月2日。
    ①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革命文献》第22辑，第294页。②《申报》，1928年12月30日。
    了阎锡山，冯阎与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联盟也被迫解体。国民党各派系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此后，其他派系势力虽仍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但已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与实力。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为了巩固和强化这一有利形势，蒋急切地在政治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确立自己集权统治的法律依据；在军事上则加紧了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1931年2月，蒋软禁反对制定约法的立法院长胡汉民，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专权确立了法律依据。
    蒋对中央红军于1930年12月、1931年4月和1931年7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都被**、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夺占沈阳城。蒋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至11月日军已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蒋的政策招致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内反蒋派压蒋释放了胡汉民，并坚持以蒋下野为党与政府统一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暗中掌握实权。接任的孙科政府无力左右政局，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亦无办法，不得不于翌年1月25日辞职。蒋介石、汪精卫在此前秘密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协议，此时则联合复出。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汪为行政院长，主持行政外交。国民党政权进入蒋汪联合执政时期。
    蒋汪上台伊始，即着手解决日军于1月28日发动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问题，5月5日，中日双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6月，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其国策，倾其全力围剿红军和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而日本则不断利用该政策的对外软弱性制造事端，侵占中国的领土。
    在对内围剿红军方面，1932年6月至翌年3月，蒋介石调集60余万兵力，首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另辟川陕根据地。蒋介石随即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次围剿又被红军打破。1933年9月，蒋调集100万军队，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碉堡战术①，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统帅红军的左倾领导人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的应对战略，经一年鏖战仍不能胜，遂被迫长征。1935年10月，红军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
    在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方面，1933年7至9月，蒋介石军事与政治手段并用，摧垮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1月，蒋介石出兵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的“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1936年5月，陈济棠、李宗仁两广实力派发动“两广事变”。陈、李通电反蒋，并出兵湖南。但由于外患日甚，全国各阶层人士一致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有所克制，广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说国民党1927年后已开始**，日本不应该再害怕中国赤化。日本如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就只能抵抗，而①《剿匪战术纲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就会乘势而起，日本也会因中国的长期抵抗而耗尽国力，最后的结果是中日两国政权同归于尽，因此中日双方应合作而非为敌。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当政者的重视，此后中日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日本始终未因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停止侵略的步伐。
    1932年5月，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7月，中国地方当局与日方签订了《何梅协定》。贪得无厌的日本继而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这既使国民政府对北方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使英美在华北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更遭致中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①。蒋介石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在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②。会后，蒋即以此谈话精神为中日谈判的指导原则，不再对日本一味让步。9至11月，支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的反击日伪军侵略的绥远抗战。
    随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调整，蒋介石对**一方面加紧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与**进行接触、谈判，但始终未改变武力解决**武装的立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代表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张、杨谈判。在包括**在内的各方人士的调停努力下，蒋介石口头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③，遂于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政策。
    在1928至1936年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强，这与他这10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措施有关。在组织上他强化了军政统治的各级机构，并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和反蒋派系。在文化思想上经常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并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在经济上他力图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全中国抗战的开始。17日，蒋在庐山对各界人士发表重要讲话，正式阐明：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不能受到侵害，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不合法的变更，中央任命的宋哲元等冀察官员不能任意撤换，二十九军在所驻地不受任何约束。中国不能再对日本妥协，从现在起“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最后声明中国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①《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
    ②《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
    ③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日军进攻下，北平与天津于29、30日相继陷落。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有各地方派系和**将领参加的国防最高会议，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垒；**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①的作战指导原则。并将全国战场划分为5个战区：一战区辖冀省全部及鲁北，二战区辖晋察绥三省，三战区辖浙江及苏南皖南，四战区为闽粤两省，五战区为鲁中南及苏北皖北。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翌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中国政府调集大量军队与日军作战。日军在正面进攻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派援军在金山卫登陆，中**队腹背受敌，11月9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之久。
    在淞沪会战期间，蒋曾接受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试图通过打谈结合的办法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但日本被一时的得逞冲昏了头脑，在和谈中不断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和谈没有结果。蒋深感敌强我弱，战胜强敌必须依靠外援，始终努力使英美等列强介入，逼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动。但英、美不愿与日本马上发生冲突，并想借机发战争财。蒋的“联英美制日”的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奏效，他虽非常失望，但一直持之不变。
    在对内方面，蒋采取了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针，为此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实际上由**领导，以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承认**的合法地位；释放一批政治犯。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被确定为国民党总裁，并自任新成立的三青团团长。总裁的权力在党和国家之上。蒋的独裁地位大大加强。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①。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①，有利于团结抗战。
    在军事上，抗战开始直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中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亲自指挥了此一阶段的一些重要战役。在这个战略阶段，中国损失了大量军队，消耗了大量武器装备，丢失了大片国土，但阻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了。
    1938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固统治，坚持抵抗，苦撑待变，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英美苏与日本关系的变化，实现联英美苏制日的目标。
    在这一历史阶段，在稳固统治方面，蒋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强化个人集权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二是限制**力量的发展。1939年1月21至30日，国民党中央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两个报告，指出国民党有很多缺陷，再不加以整顿，就会“趋于消灭”，因此要唤醒党员的三民主义意识，发扬“四维八德”，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对于**，蒋提出“现在对它要严①《**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①《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①**等：《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六大以来》（上），第965页。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②。根据蒋的指示，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939年3月，蒋开始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③。同时下令实行“新县制”，控制地方权力，城乡街镇都实行“保甲制”。1941年1月，下令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1943年3月，发表反映其主要思想和政策的《中国之命运》。蒋在书中再次宣传自己的“力行哲学”，强调，“‘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对于**和民主主义，蒋则进行了抨击，说二者“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是“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提出要开展“革命建国”活动，进行5项建设：心理建设，即信服“力行哲学”，“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主要是恢复以忠孝为主的中国固有伦理，以培养民众救国的道德；社会建设，一是强化保甲制度，二是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政治建设，主要是继续实行“训政”，加强集权统治；经济建设，主要内容为实现“工业化”，保障国民生活。蒋的《中国之命运》受到**及民主党派的批判。
    1943年8月，林森去世，蒋再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马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五院院长需由主席提请选任，并对主席负责。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军事上不断发起的进攻，对于汪精卫集团的主和及随后的投敌卖国，则进行了斗争。1938年11月，他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阶段的抗战进行了总结和检讨，并重新划分了战区。会后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从1940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蒋介石直接或间接指挥下，正面战场的中**队又与日军打了几次较大的战役。
    在苦撑待变，联英美制日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达到了目的。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英美等国放弃了过去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942年1月，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统帅。1943年11月，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会议签署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日本在中国窃取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对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领土与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蒋虽感到气愤，但为了战后与**斗争的需要，他在取得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战胜日本3个月后从东北撤退全部军队等承诺后，还是接受了该协定。
    1945年8月15日，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无力支撑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底，蒋介石面对力量、地位日益增长且人心所向的**，处心积虑地想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事与愿违。这一时期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遭到重大失败，以至退居台湾。在政治上，蒋一直在逆民主进步的时代潮流而动，顽固维持旧秩序。
    抗战一结束，蒋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不惜容纳、利用汉奸等腐恶力量“维②《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纪录》（193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③《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央日报》1939年3月12日。
    持秩序”，并坐视政府接收官员贪污**，鱼肉沦陷区百姓，很快失去了老百姓的拥护。这种典型的体制性的**行为国民党是无法制止的。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与**经过直接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规定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①。但蒋并没有和平民主的诚意，13日即对国民党军队发出进占解放区的密电。其内战企图遭到了各阶层人士的反对。1946年1月10日，国共经过反复谈判，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双方争夺战略要地的斗争并未真正停息。1月10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过协商，通过了军事、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五项协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对这一结果，蒋介石在会后很快就反悔了。3月，他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否定了政协会议的协议。6月，蒋发动了全面内战。11月，不顾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制订“被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的“伪宪法”。对于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声明不承认“伪宪法”的民盟等民主党派，蒋还进行迫害。10月，授意国民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这样就在政治上把民主党派逼入绝境，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中间立场而日益赞成**，并与之联合奋斗。
    1948年春，蒋不顾政治军事经济已陷入困境，一意孤行，举行“行宪国大”选举，任“伪总统”。
    在军事上，蒋不顾多数国民党官兵厌恶内战、军无斗志的状况，自认为军队的数量、装备、作战技术及经验、财政支持乃至外援都强于**，悍然发动空前规模的大内战。
    1946年6月，蒋对**发动全面军事进攻，虽然在8个月里占领了105座城市，但折损了71万人。1947年3月被迫改为重点进攻，蒋的计划是集中兵力进攻山东、陕北。国民党军队虽然一度占领延安，但并未消灭西北解放军的主力，反而不断遭到袭击。在山东战场，更遭到了惨重损失。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转入全面防御，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戡乱总动员”。从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秋冬，蒋与**进行了事关自己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结果均遭惨败。蒋不得不于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仍暗中操纵实权。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解放军相继发起了渡江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役，国民党在大陆的军队被消灭殆尽。
    在经济上，蒋介石政权虽然一开始接受了敌伪6200亿元以上的资产①，但把其中的多数转化成了“国营”、“党营”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民族产业及普通民众并未从中受益。国民政府还在实际上提高法币兑换伪币的比率，来掠夺沦陷区的人民。加上滥发纸币、公债，和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抗战胜利后，蒋政权的资产已达200亿美元。内战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生产停滞，国统区经济很快走上全面崩溃的绝路。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重任“总统”，且仍为国民党总裁，此后他担任这两大要职一直到病逝，始终大权独揽。
    ①《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2日。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1946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首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陆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因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①他要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另一方面，面对**的积极攻台准备和美国的有意抛弃，他也很现实地认识到自己“真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没有地方可以再退了”②，遂尽最后的努力做“死里求生”的应战准备。恰在此时，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发，美国认为“**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③，遂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攻台，“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④。蒋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调整方面。他在政治上打着“反攻大陆”、“**复国”等旗号，利用特务系统，继续维持其极权统治，不断迫害民主进步人士。但他也吸取了一些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意识到要巩固统治，“惟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以重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⑤。到195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宣布党的改造完成，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各级党部得以重建并强化，领导层得以更新。对于蒋经国，蒋介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扶植，以其为内定的接班人。
    据台期间，蒋虽然在外交、军事等方面紧紧依靠美国，得以偏安，但仍明确反对美国等国的“国际托管”或“两个中国”政策。对于“**”，更是坚决反对并予以镇压，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初期，面对美国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授意“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已经国际公认属于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对其拥有主权。1955年，解放军对毗邻大陆的金门、马祖两岛国民党军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美国一方面根据与蒋介石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派军舰协防，另一方面鼓动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散布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由中立国代管或“台湾独立”等舆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蒋介石接连发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两个中国”的主张是荒谬绝伦的。1958年，又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两岛中立化进而割断台湾与大陆联系的企图。1967年9月，蒋发表谈话，“绝对反对”在日本出现的“台湾独立”谬论。
    在经济上，蒋首先支持陈诚实行土地改革，经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等阶段，于1953年实行了“耕者有其田”。有6049户的地主土地被赎买征收，分给194823户佃农①。蒋介石此举不仅使他巩固了政权，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并在农村建立起了新型的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改变了扶植官僚资本的做法，而是推行市场经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特别是出口产业的发展，使台湾经济由以①蒋介石：《复行视事文告》，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②蒋介石：《军人魂》，《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984页。
    ③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6月28日。
    ④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0月第2版，第249页。⑤蒋介石：《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041页。①沈宗瀚：《农村发展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页。农业为主的内向型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外向型，并持续高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台湾的国际地位很快下降。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的代表则遭到驱逐。蒋甚感恼怒，痛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①。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使蒋反攻大陆的梦想最终破灭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死于台北，终年88岁。
    ①蒋介石：《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757页。第十三章胡汉民胡汉民，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年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属广州），祖籍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
    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之后，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②。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此时的胡在学识上大有长进，“能治经史诗章性理之学”③，更结交了史坚如等一批新朋友。通过他们，胡闻知了孙中山的名字和为人。他对当时由“公车上书”引起的知识界的变法呼声，认为“皆无要领，于余心未餍”①，而对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却盛赞为“空前奇举”②。1898年，20岁的胡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1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③。这前后，胡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1902年，胡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④，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他深刻地体悟到：“**淫威之下，无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进行救国最重要应从政治入手，“革命应破坏旧有政治之势力，而重新建设之”⑤。于是，1904年冬，胡再度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
    1905年9月1日，胡汉民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同盟会。初任评议部评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被推为编辑，主编《民报》1至5期。1905至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近30篇，在宣传三民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在国民党中“三民主义①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2页。
    ②③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18页。
    ①《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页。
    ②《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页。
    ③《胡汉民自传》，第5、9页。
    ④《胡汉民自传》，第5、9页。
    ⑤《胡汉民自传》，第11页。
    理论中坚”地位的基础。在此期间，他还针对革命实际，积极参加与保皇派《新民丛报》的论战，先后写了《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之谬妄》等文章，解释民生主义，斥责梁启超。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61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从1908年8月至1909年5月，共撰写了20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①。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②。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播，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埠分会已有20余处，同志达3000余人。为了便于联络，190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1909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同年11月，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后，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①的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筹款工作。这次筹款历时3个多月，奔波于马来亚、越南、泰国之间，倍受辛劳。1911年2月初，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工作，负责秘书科工作。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次日晨，胡和赵声等人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此间，胡情绪十分低落，并开始极力赞成从前曾坚决反对过的暗杀之举，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为寒敌之胆而张吾军。”②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贡后，胡汉民的低落情绪为之一振，立即率领一批要求从军的青年华侨急赴香港。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被推为都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就任秘书长期间，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办事作风果断明快，对**分子“不稍宽假”③。但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胡力主“让位”，且“力挽先生之意于内”④，对孙中山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胡任广东支部长。191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袁世凯向国民党人进攻的信号。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表示反对，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之”①。6月14日，袁世凯免去胡广东都督兼民政总长职，①《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第402、487—488页。
    ②《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第402、487—488页。
    ①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13页。
    ②《胡汉民自传》，第45页。
    ③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35页。
    ④《胡汉民自传》，第69页。
    ①黄远庸：《远生遗著》第3卷，第121页。
    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胡通电辞职。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声称从今以后将“与叶夏声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以受此无价值之毁誉也”②。“二次革命”失败后，胡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1913年9月，孙中山开始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对入党必须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等问题，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很大，胡则处于反对和赞成之间，持一种调和态度。他于1914年5月1日亲书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党内编号是450号。不久，《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胡任总编辑。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于是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了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③此外，胡还以“去非”为笔名发表《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文，揭发袁世凯窃取民国名位，实质欲建帝制的野心。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胡任政治部长，致力于反袁的宣传工作。19年4月，胡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胡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谋划扩充北方党务会议和联络国会议员。1917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任交通总长，协调与桂系的关系。后因受西南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排斥，孙中山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胡也随孙离开广东前往上海。1919年2月，胡代表孙中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在和会上，胡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坚持恢复旧国会和北京政府必须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五四运动爆发后，胡按孙中山的指示辞去代表职务。7月，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指出所谓“南北一致”不啻为“一致卖国”，所谓“南北分治”实等于“武力分赃”①。此后，胡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19年9月至1920年7月，胡在《建设》杂志上共发表了10篇文章，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译出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胡在该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论述。胡称赞唯物史观道：“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②胡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时，还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胡不仅停留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层面上，而且用它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家庭婚姻进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护法军政府，次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12月，孙中山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督师北伐，胡任文官长及政务处长，协助孙中山策划北伐具体事宜。陈炯明叛变后，胡闻变由韶关赶赴江西赣州，与许崇智等开会决定率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北伐军与叛军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退往福州。此时，胡方得知孙中山已脱险到上海，自己亦由福州前往上海。1923年1月，滇桂军将陈炯明②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页。
    ③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77页。
    ①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7页。
    ②《建设》第1卷第5号，第945—946页。
    逐出广州，胡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不久，孙中山到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改任胡为大本营总参议。
    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后，开始接受苏联和中国**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胡等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11月，该委员会推举汪精卫、胡汉民共同起草《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次年10月，孙中山又委派胡等9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胡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宣言审查委员会九人委员之一。在讨论党章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引起了较大争议。作为当天会议主席的胡汉民在最后总结时说：“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①胡的意见获得多数代表的赞成，使党章得以顺利通过。国民党改组后，右派仍不断造谣并借机作乱。对此，胡发表了《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以平息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论调。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论证国共合作及**员保持双重身份的合理性。胡指出：在同盟会时代，李石曾、吴稚晖、诸民谊几位同志曾在巴黎加入过无政府主义政党，无政府主义离民生主义比较**更要远些，几位同志和无政府主义发生关系，尚且不必怕，**员和**不断关系，又有什么可怕呢？①由此可见，在国共合作初期，胡是基本拥护国共合作的。
    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由胡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长，承担巩固后方重任。1924年秋，广州发生商团叛乱，当胡接手处理该事变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总理不听鲍罗廷的话，听了他的话一定要坏事的”②。胡主张“委曲迁就”，发还了被扣留的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胡的妥协助长了商团的反动气焰。就在发还枪械的当天下午，商团制造了双十惨案，枪杀徒手群众数十人。孙中山在韶关获得可靠消息后，屡次电令胡“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③。至此，胡才转为坚决镇压，以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名义下发总攻击令，迅速平定了叛乱。11月，孙中山北上，任命胡代行大元帅职权。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的滇桂军益加骄横，谋划颠覆革命政府。1925年6月5日，胡以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名义下令免去杨希闵、刘震寰各职，令各军讨伐逆军。不久逆军全部被平定，广州局势基本安定。7月1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后，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胡因与“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关系密切，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案发后，根据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节制党、政、军大权，胡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离粤赴苏考察。在苏期间，他试图让中国国民党取代中国**加入共产国际。为达此目的，胡在苏发表许多“过激”言论，撰文、演讲都对马克思主义极尽赞扬之能事。后由于斯大林的干涉，胡的提①《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3页。
    ①《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集，第156页。②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9—310页。
    ③《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议被搁置。通过旅苏期间的耳闻目睹，胡发现苏联的政治体制与自己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从而坚定了他**反苏的决心。1926年5月初，胡在广州中央报告考察苏俄经过时说：“不特俄之联我，只视我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即其中国CP一面寄生我党，一面不断地阴谋捣乱，也是无可转移的政策”。①此后，胡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八字主张。至此，在思想上由容共转变到**，并很快在行动上成了**的急先锋。
    1926年9月初，胡主动写信给蒋介石，祝贺攻克武汉，其中掺杂不少阿谀之词，露出欲与蒋勾结的端倪。1927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等来访，约胡去南京参加会议，并出示“查办**案”。早已有**之心的胡见到该案后，一拍即合，并坚决地表示：“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党不可”②。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时，胡代表“国民政府”接印。胡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首要令》。不久，胡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清党原则六条”，提议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并署文明确宣称此次清党的意义：“是要进一步把共产的死灰都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③此间，胡还发表了《三民主义之认识》、《三民主义与世界革命》等文章，系统地阐扬三民主义，提出“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胡认为，“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以这一个大连环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满足世界革命的统一要求，以三个小环的实际性，去应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从而使“世界革命的统一性与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首尾相顾”，达到世界革命的彻底成功①。同时，胡把这种“连环性的三民主义”抬高到“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②的地位，来直接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
    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胡汉民也随即辞职。次年初，蒋回南京复职，电邀胡入京。此后胡专心致力于“三民主义之阐扬”③，完成了《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将“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加以系统整理，使之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因此被称为“国民党新生的理论基础”④。1月底，胡和孙科等到土耳其和欧洲考察政治。6月初，胡正在法国访问，获悉国民党军到达北平后，即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在国民党内首倡实行“训政”的建国方针。9月初，胡从欧洲回到上海，后被推为中央常委，负责筹组五院制新政府，并任立法院院长。在任期间，胡共主持制订了民法、刑法、土地法等部法律；撰写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方针》、《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等文，为国民党立法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
    1929年到1930年间，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党内派系之争最激烈的时期。每次争斗一起，胡总是站在蒋介石一方，通电斥责、声讨对方。战争过①蒋水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386页。
    ②蒋水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386页。
    ③《清党之意义》，《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二集，第81页。
    ①《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②《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③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14页。
    ④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14页。
    程中，蒋介石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在后方配合，主持党务、政务，稳定局势。正如后来有人回忆说：“当时如无胡在宁替蒋撑腰，蒋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蒋之独裁地位，胡是一个主要的帮凶。”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两度与蒋介石合作，其初衷是欲扶植蒋当中国的“凯末尔”，实现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可是随着国民党对全国统治的相对稳定，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胡、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1930年10月初，蒋介石在致国民党中央的“江电”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确定颁布宪法的日期，并制定在此之前的“训政时期约法”，以便集权于一身。胡虽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但反对制定约法，他指出：“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②1931年2月，蒋介石约胡去讨论约法问题，胡不理会张群等人的劝说，坚决地加以拒绝，并驳斥道：“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③并忠告蒋说：“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身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④蒋介石争取胡的最后努力失败后，于2月28日下令扣留胡，次日将其软禁于汤山。
    胡被软禁后，4月底，亲胡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古应芬、林森等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接着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等分别通电响应，汪精卫、孙科也从香港到广州，参加联合反蒋运动。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突然出现的民族危机，迫使宁粤双方举行和谈。由于粤方代表在和谈中提出最低限度要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蒋介石也急欲摆脱因“扣胡”而造成的政治窘境，于10月13日释放了胡。胡被释后，一再拒绝蒋介石的拉拢。12月初，在粤方四全大会致闭幕词时，胡强调要反对独裁，“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然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①。粤方四全大会所推选的中央执监委员由胡领衔，发出促蒋下野并解除兵权的通电。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胡为中执会常委、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并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党务、政务，由胡主持一切。1932年1月，胡汉民、唐绍仪等60余人通电遵四届一中全会所订的决议，取消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代之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分会。这样，西南半独立状况得到了“合法”地位。1932年1月18日，汪、蒋在杭州烟霞洞会晤，汪改变原先反蒋立场，决定与蒋合作。胡得知汪的背信弃义后十分愤慨，公开表示与蒋、汪决裂，并说：“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成行，固为事实，而主①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3页。②《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③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页。④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页。①陈红民：《胡汉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122页。张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①从此以后，胡偏居香港，宣传自己的抗日倒蒋**的政治主张，成为国民党内真正的“在野派”。
    1933年1月15日，《三民主义月刊》在广州创刊，胡任主编。在发刊词中，胡指出办此刊的目的是要“重新提出这一个三民主义的名词，来洗刷一般因现实之败坏而加于它的误解；我们要揭露三民主义真实的面目，归还他固有的伟大永久的价值”②。此后，胡以《三民主义月刊》为理论基地，宣扬其“抗日反蒋**”的主张。胡在文章中严厉地斥责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是一种错误”，“‘攘外才能安内’是救国政策——对日抗战是我们唯一的生路”③。胡还著文严厉地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掩饰其侵略面目而制造的“大亚细亚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企图对于整个亚洲民族的统制主义”，“是日本对于亚洲的门罗主义”④。胡还以三民主义为武器，批判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指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反动运动并存。”①“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是时代转变的产儿，同时也必会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它的没落，不是理论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②胡在致力于发动反蒋宣传攻势的同时，还采取实际行动，于1932年左右成立“新国民党”，1933年9月又在广州仲元学校创办“政治经济讲习班”，积极准备反蒋的力量。1933年11月底，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和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胡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政府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态度，认为“所谓‘闽变’，就是中国共产匪徒与准共产匪徒的合作，共同向效颦的中国蓝衣流氓斗争的一幕把戏”③，“南京的军阀统治必须消灭，中国才有生路。福建的乱党统治也必须铲除，民族才能生存”④。由此可见，他“反蒋”的实质，并非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国民党统治。剿共、抗日、反蒋三者并举是胡晚年始终坚持的三项政治主张，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他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抗日、反蒋上了，“抗日剿共”“权衡轻重，则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抗日实尤重于剿共”⑤。1934年4月，他在宋庆龄、何香凝等领衔发表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也签了名。
    1935年6月，胡汉民到欧洲考察兼养病。12月初，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常委、党务会议主席。次年1月中旬，胡从欧洲返回香港，当天发表书面谈话，表明其政治主张：“余之党政主张，一如往昔党应①胡汉民：《斥“三月亡国论”》，《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645页。②胡汉民：《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1期，第8页。③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1—19页。④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2页。①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页。②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页。③胡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页。④胡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页。⑤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13页。恢复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除国难建设之重任。”①是月底，国民党中央派代表居正、叶楚伧南下敦请胡北上，胡以“不久即将入京”的含糊允诺打发他们。2月下旬，在对广州、香港记者发表谈话时，胡公开宣称将不北上，“余现在正想如何促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之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②。此后胡着力于宣传抗日主张，从3至5月连续发表《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等文，呼吁民族主义的复兴，指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实行，第一在抵抗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在消灭军阀官僚之钳制，谋民生之行使，并使人民生计，能进获昭苏进展的机会。”③1936年5月9日，胡应邀去妻弟陈融公寓赴宴，晚上下棋时，忽患脑溢血，于12日下午7时40分停止呼吸，终年58岁。
    ①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541—542页。
    ②《胡汉民谈对日外交》，《国闻周报》第13卷，第9期。
    ③胡汉民：《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5期，第15页。第十四章孔祥熙孔祥熙，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父繁慈，前清贡生，先事商务，后任塾师。母庞氏，1886年病逝。孔6岁随父就塾。他对《诗经》、《礼记》颇感兴趣，入塾三年，铺就了一定的国学根底。
    1889年，因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对教会产生好感。1890年春，他不顾族人反对进入太谷基督教会所办的“华美公学”学习。在此，他先读科学浅说、圣经摘要，后学哲学、数学、格致，并开始参加礼拜，逐渐信奉基督教，成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1895年，他在“华美公学”毕业，经教会人士介绍，进入直隶省通州潞河学院。潞河学院也为教会所创办，开设课程除了数理化外，还讲经传道。孔经常借助圣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政治**，丧权辱国，王公大臣，昧于事理”①，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听说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便联系十几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孔在潞河学院经过5年的学习，正要毕业之际，赶上了义和团运动。学院教士为义和团所冲击，停课避乱，孔趁此返乡。当时，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到山西出任巡抚。毓贤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杀教民。当孔回到太谷，得知曾为他治病、授课的教士已被囚准备用刑时，他急忙收买看守，救出了麦纳等3位少妇，并与知府交涉，将被杀的15具尸体，分别男女，“移葬于西门外义地”①。孔的这一行为后被洋人誉为“壮举”。1900年7月1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学院复学。孔返校后立即将山西教案实情禀报赞助议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教案所以发生纯属毓贤所为，与民无关，一般贫民所以被利用，是无知所致，建议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教育。李提摩太觉得孔的建议确属上策，于是一面劝阻联军进攻山西，一面将“殉难教士”的“抚恤金”改用兴办西伦大学（山西大学前身之一）。李鸿章深知联军放弃进攻山西与孔有关，赐予他“帮办洋务”的名义，要他参办教案。孔因曾发誓不与西太后朝廷合作，谢绝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国深造。李赞同孔的请求。为使旅途方便，李除发给孔出国护照外，还给予“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并致电驻美公使伍秩庸对孔多加关照。1901年秋，孔乘海轮经上海转赴美国，进入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欧柏林大学为教会学校，学科齐备。孔祥熙先是立志从事实业，后又想从改革社会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两年主修理化，后两年兼学社会科学。1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后，考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蜚声国际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为开发中国地下宝藏，专习矿物。
    孔祥熙进入耶鲁大学不久，曾亲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晤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聆听孙中山所阐扬的革命理论。在交谈中，孙中山告诫孔：“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①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①张振福：《初期的教会与庚子被难》，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①孙的寥寥数语，使孔敬仰万分，当即发誓追随革命，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欣然应允。此后孔祥熙便响应孙的号召到西北一带兴办教育，以启民智。
    1907年夏，耶鲁大学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的孔祥熙回国前到欧柏林母校辞行。在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有人提议乘孔回国之便，带一笔捐款，为“庚子殉难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立碑勒石以为永久纪念。孔认为建筑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纪念物，即“设立学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②。孔的提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捐款，几天内孔就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
    当年秋天，孔祥熙携款回到山西太谷，一心创办学校。他将教会在太谷西城蒙馆接受下来作为校址，创建“铭贤中学”③，自任校长。不久，孔将铭贤中学搬到太谷东关孟家花园。经过几年的校舍建设，特别是多方网罗人才，高薪聘请教师，大量购置仪器、书籍，使学校颇具规模。铭贤学校作为新式学堂，教师大部来自国外。该校校训是：“学以事人。”①培养目标是：“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课程设置为：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
    1911年10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太原举事。孔乘机把太谷城内的商团、巡警队、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成立“营务处”，自任总办，维持治安。当袁世凯派清军进攻山西时，孔曾三次派学生军赴娘子关作战，抵抗清军对起义军的镇压。
    1912年，孔祥熙看准火油生意大有可为，设立“祥记公司”，交付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保证金40万元银元，取得山西省亚细亚火油总代理权。此一独占性经营，使孔每年获得巨大盈利。孔规定，盈利的40％用于兴学和举办公益事业。②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电召孔祥熙赴沪商讨时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为保存革命元气，率领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随孙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后，适逢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辞职，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莫特请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为掩护，积极筹款接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决定解散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孔是首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长女宋霭龄结婚。当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婚后两人继续协助孙中山发展革命势力。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称帝，孙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霭龄回国，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孔辞去了教会职务，宋霭龄的工作也由其妹宋庆龄接替，两人于当年秋天回到山西太谷。
    19年元旦，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孔祥熙于太谷得悉后，当即写下一①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中正书局1980年版，第30页。②孟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传纪文学丛刊印行，第80页。③表示“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
    ①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5月版。
    ②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第42页。
    篇《上袁世凯书》，寄送报馆公开发表，予以声讨。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太谷时，孔祥熙立即把亢奋的全体师生召集在大礼堂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有胆有识的空前壮举”。他归纳五四爱国运动这一空前壮举的意义是：一、可以作为外交后盾；二、可以警惕愚顽，激励弱懦；三、可以使政治改善，国运好转，奠定国家强盛之初基。他建议大家共同致力于一件事，即：组队分赴各地，向老百姓宣讲五四运动意义，让多数同胞对此有所了解。并亲自于5月7日策划组织300余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1920年山西大旱，灾民无以为生。孔祥熙出面向华洋义赈会请命，贷得巨款100万美金，并提出“以工代赈、修筑公路，将来以公路收入，偿还贷款”的意见。山西督军阎锡山得悉后极为高兴，马上派孔的同乡好友赵守钰为路工局局长，督修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和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之晋东公路。公路工程，自翌年春开工，冬完竣。两大交通要道的完成，对山西经济的发展，裨益匪浅。
    1922年2月4日，在华盛顿会议的影响下，在中、美、英三方压力下，日本被迫与中国达成协议，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为解决鲁案善后事宜，北京政府决定派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任督办。3月，孔祥熙受王正廷之邀和孙中山电促，赴济南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孔到济南后，正值直奉大战爆发，鲁案善后公署迁到北京。不久，孔又奉孙中山电召赴粤汇报。因直系战胜奉系，大局已定，孙中山发表通电，主张和平统一。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探知孔与孙的“连襟”关系，亟欲借重孔祥熙商通南北意见，实现南北统一。孔祥熙往返南北之间，执行着沟通南北政府的秘密使命。直到6月间，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复任，国内情势顿变，孔才放弃此项工作，把精力放在鲁案善后上。
    鲁案善后进行比较顺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确定办法，第二步是实地查点和估价。第一步工作主要在北京进行。9月20日鲁案善后公署迁往济南，进行第二步工作。9月28日，交涉在各分委会进行；孔祥熙兼任邮电分会主任委员。12月初，细目协定签字，孔携公署人员赴青岛，具体办理接收事宜。12月10日，鲁案善后结束。山东省长熊秉琦因接受伊始，千头万绪，力挽孔留青岛协助政务，孔为了安置部分办理鲁案人员，暂就胶澳商埠电话局长。
    1923年3月，在苏联政府的催促下，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俄交涉事务公署，用于和苏联谈判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务公署总办，王邀孔祥熙担任中俄谈判公署坐办。当时奉系与直系矛盾尖锐。孙中山在广东建立大本营准备北伐，奉系有联孙意向。为了加强粤奉关系，孙中山正拟派孔祥熙到东北做“铺路”工作。于是孔借此辞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长职务，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就任坐办，以公署驻奉代表身份前往沈阳。中俄交涉虽为时半载即告停顿，但孔从此却与张氏父子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很想在北方找到同仁，于是电召孔祥熙到粤磋商。孔祥熙到广州后立即将冯玉祥介绍给孙中山，并经孙中山同意，密携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奔赴北京，在孙冯之间斡旋。冯逐步倾向革命，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为迎孙中山北上，孔祥熙亲抵上海。北上线路确定后，又先孙赴京准备。不幸孙中山抵天津时肝病大发，日益加重。在孙病重期间，孔全力照顾。孙逝世后，孔被推为治丧处主任，主办治丧事宜。为治丧，孔曾支付私款5万元。
    同年3月，王正廷复任中俄会议督办。4月，临时执政段祺瑞又任命孔为中俄会议坐办。孔答应就任。孔利用坐办名义广泛联络北方将领，积极营救陈友仁等国民党人。
    1926年春，中俄会议时停时开，孔祥熙乘机赴美宣传中山遗嘱。在美国，孔为铭贤学校募得75万元校园扩建资金，并被欧柏林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孔看到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是年冬返国，径赴广州。12月，孔担任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宋子文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代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实业部，任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实际上并未赴任。4月汪精卫返国抵沪，孔闻讯离粤赴沪，力促汪蒋合作。
    宁汉对立时期，孔祥熙站在南京方面，秘密往返于宁、汉、豫、粤之间，为时数月，为蒋介石苦心奔走。
    1927年1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工商部。次年2月，孔祥熙担任工商部长。在近三年的工商部长任内，孔祥熙首先延揽旧有的工商学者组成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订立了《工商部组织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中华民国权度标准》、《度量衡法》、《中国国货商标法》、《工厂法》、《公司法》、《工会法》、《工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特种工业奖励法》、《商业检验条例》、《消费合作社条例》、《会计师条例》等100多种法规。这些工商法规虽然体现的是工商所有者的利益，特别是大工商所有者的利益，但确有利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另外，孔在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提倡发展生产、发展国际间贸易等方面，也小有建树。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提出“实施林垦政策，开发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①。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实业部组织法，规定实业部总揽农工商矿林牧渔和水利等一切实业。孔祥熙吸收掌管工商部的经验，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其中依据职权范围呈国民政府公布的有：农会法实施法、倾销法、牧税法、工厂检查法、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条例等。
    1931年12月，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孔祥熙为表示与蒋共进退，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1932年1月，蒋汪再次合作，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身份于3月13日赴欧美考察。主要执行蒋介石关于同欧美各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设厂自制任务。在意大利访问墨索里尼时，墨索里尼向孔建议：“贵国建国，应以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军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①《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29页。
    可见成效。”①孔祥熙将此建议报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优先发展空军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发展的重要战略。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考察回国。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拮据，宋子文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孔祥熙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同时宣布“废两改元”。9月，蒋介石制定了新的“剿共”计划，要求迅速增加军费开支，宋子文以国库窘迫无法应付为由，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蒋介石从南昌飞回南京，敦促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1月1日，孔由沪赴宁，就任财政部长。在当天招待记者时，他表示“开源节流为财政主要方策”。他说：“开源应力保经济建设，培养税源。至增加税收，不外整顿原有各税及另辟新税，但增税宜不伤人民元气，不害经济发展。节流之法，不仅缩减支出，还应注重分配得宜，合乎经济原则。”②其实，孔祥熙的“开源节流”并不能遏止军事开支这个大流，因为他继任财长本身，就是在宋子文无法阻止蒋介石扩充军费的前提下实现的。
    孔祥熙执掌财政，长达11年之久，可分为“平时财政”和“战时财政”
    两个阶段。
    在“平时财政”初期，孔祥熙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实行赤字开支政策。当时财政赤字已近千万元，但是孔强调，平衡预算固然重要，而“剿共”作战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①。所以孔祥熙上台不久就以关税作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
    1934年1月20日，孔祥熙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会上他提出“整理田赋，举行土地陈报，以除积弊而裕税源案”和“减轻田赋附加以救济农村解除民困案”，两案均获通过。同年5月18日，为落实以上提案，孔专门召集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
    1934年6月，孔审核并呈报了“海关进口新税则”。并经第414次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实施，于月底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实行。新税则首先是对日军事妥协的产物，它对日货输入极为有利；其次，进口新税则对民族工业借鉴外国的技术极为不利，许多中国工业必需品的税率提高了。
    1934年5月，孔意识到金融力量的分散，不利于稳定金融，为增加中央银行的实力，使之成为真正的“银行之银行”，决定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次年3月，他又呈请行政院通过“发行金融公债案”，以债券充作资本，将中国银行官股500万元增至2500万元；交通银行官股100万元增至1100万元。通过充实官股，增加了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控制力量。3月27日，“二十四年金融公债案”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28日公债条例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与此同时，对中、中、交行的领导机构分别进行改组，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中、中、交行的改组，标志着国民政府金融步调一体化的完成。
    1934年6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白银法案，宣布白银国有和无限制购买白银政策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张，严重伤害着中国的经济建设。鉴此恶流，孔祥熙于10月13日下午召集财政部负责人紧急开会，决定“把白银的纽结割开”，即把汇率与国外银行的联系割断。他着手颁布①《孔祥熙先生年谱》，第80页。
    ②《国闻周报》第7卷第44期。
    ①《申报》1933年11月2日第3版。
    了征收白银出口税并加课平衡税条文，使白银的合法出口暂被制止。
    但由于银本位制仍然保留着，在优厚利润诱惑下，白银走私猖獗起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孔祥熙立即决定筹划币制改革。1935年3月，孔责令组成专门班子研究草拟币改方案。同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宣布“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①。这次币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制止了白银外流现象，同时，统一了中国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发行，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孔祥熙被推为提案审查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主持审定了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提案。在他的影响下，会议在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现代经济以金融为事业之中心，现代政治亦以金融为财政之枢纽”，因此要“下最大决心，行金融之统制”。会议还提出财政的任务是“立计划，严审核，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以期扶植民力，充实国用，畅遂货物之流通，培养国家之元气”。①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任命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整理内外债务。在整理内债方面，孔的办法是发行以关税为担保的5种统一公债（也称二十五年统一公债），共计14.6亿元，利息6厘，分别在12、15、18、21、24年内满期还清，每半年抽签一次，旧债券按到期远近换成5种新债券。由于延长了偿还期限，使债务支出每年减少约达8500万元；还大大简化了债务结构，5种新债券代替了32种不同日期、结构复杂的旧债券，简比了债务手续，方便了持债人。在整理外债方面，孔认为：“中国复兴在望，急需要欢迎外资投入，以促进经济繁荣，建设之推进。”所以他提出免去债息、延长期限、减少债额等三项原则，以与各国洽商。当时的债权国，一方面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生怕中国出现新的政府彻底放弃偿还债息的义务，另一方面看到财政当局不倦寻求合理解决，尚有偿债的决心，只得面对现实接受孔祥熙的整理建议。这样，经过整理，不仅减轻了国民政府公债本息的负担，而且维护了债信，为抗战爆发后几次借款创造了条件。
    1936年7月，孔祥熙呈准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10月1日首先就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政府库券公债所得开征。自1937年1月1日起对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事业所得征课。所得税属直接税，它较间接税要公平合理些，有利于阻止税负转嫁。它的创办，为中国由间接税趋重于直接税迈出了第一步。到抗战爆发后，直接税显得更为重要，收入由1936年的600多万元，增加到1943年的4亿元以上，增加了70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孔祥熙因身体不适抱疾上海私寓。当得到事变消息时，他一面紧急召集沪市银钱业商会要人，嘱咐维持安定；一面积极电张学良要求“保护介公”，和平解决。当晚孔与宋美龄到南京后，首先提出了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对策，继又匆匆通电各省市及地方实力派稳定政局，后又召见各国使节安顿邦交。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①《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
    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①由于孔祥熙、宋美龄等的努力，基本上遏制了南京政府内部讨伐势力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派孔祥熙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这次赴欧历时半年，除了庆贺英王加冕外，主要是向欧洲各国洽商借款及购买军火，准备抗日。孔经过欧美往返活动，与欧洲诸国签定了一系列借款合同，并订购了大批军火。另外，孔还利用外交手段，企图促成建立太平洋国家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企图以此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动。1937年10月，孔由欧洲返国。此时正值淞沪会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1月19日孔迁往汉口办公。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实行改组，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孔祥熙依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财政方针，努力将平时财政转为战时财政。具体措施为：在金融方面，决定实行“百分之五提现”，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制止战初银行、钱庄提兑拥挤；1938年3月公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各银行用外汇，要经中央银行批准，限制外汇购买；1939年3月，成立中英合作外汇平准基金1000万镑，由汇丰银行等在上海买卖中国法币，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比值，稳定汇率；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健全战时中央金融机构，监督全国银行业务；1938年6月召开地方金融会议，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地方生产事业。在税收方面，为开辟税源，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设置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将贸易委员会隶属财政部，负责土特产的收购和外销，充实外汇收入；组织工合协会，促进战时工业发展。在筹借方面，1938年12月，完成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这些努力在抗战初期都是有利于抗战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支出庞大，收入微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孔祥熙即酝酿增发通货。这次增钞于1938年底经国民政府批准，1939年1月公布实施，共增发“十数万万元”。①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宇垣就任外相，复信张群，表示只要孔祥熙出面，愿意开始和谈。孔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指派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密谈，但因日方条件苛刻，谈判不了了之。从1940年开始，国统区通货膨胀指数逐步超过财政支出指数。这时，孔祥熙认识到增发通货的不良后果，力求抑制。孔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采取了田赋征实、消费品专卖、管理私方信贷、强制推销公债、争取美援和对内出售黄金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有效的是田赋征实。田赋征实对于压缩军费开支、抑制增钞、挽救金融危机均有裨益。但由于战争的扩大，财源的枯竭，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日增。
    1944年，通货膨胀带来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国民政府迫切需要外援，孔祥熙把希望寄托在美援上。此时正好有两个重要国际会议（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橡树园会议），孔祥熙乘此机会，以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全权代表身份赴美交涉。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对摊额分配争得非常激烈，除英、美、①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转引自《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2页。①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财政报告。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5册。
    苏三国外，第四席位，法国、印度都想争得，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会议最后表决，同意中国的份额提高到5.5亿美元，从此确立了中国在这一世界性货币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另外，孔祥熙又从旁指导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此会主要讨论和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章程。经过孔祥熙的折冲及代表团的努力，为中国争得了一些应有的权力。
    在美期间，孔祥熙还与美国政府清算了美军驻华开销费用，为重庆政府净得2.2亿美元还偿金；出席美国国会演讲，呼唤美国援华；商妥购买3亿美元黄金，用于回笼法币，维持财政。
    1944年秋冬，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消耗，国统区整个经济呈现出败落景象。这时，孔祥熙虽身在美国，但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他执掌财柄11年，除1936—1937年财政年盈余7800万元外，其余各年均有赤字。赤字财政的发展趋向必然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不能不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于是，孔祥熙的政位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11月初，他在国内反对声中由美电谕，提出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并获照准。
    1945年5月，孔祥熙又辞去行政院院长职。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7月29日，由美返国，继辞四联总处副主席职。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此后孔仅留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侍宋霭龄看病为名赴美。1948年1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孔在美居住15年后，于1962年返台湾定居台北。1964年，国民党任孔祥熙为中央评议委员。1966年孔赴美疗病。1967年8月日，病死美国，终年87岁。
    第十五章宋子文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父亲宋嘉树是个牧师。宋子文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大学班学习。1912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研修经济。191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继往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旋调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不久辞职，转任联华银行总经理，并创办大洲实业公司。
    1923年2月，应孙中山的邀请南下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
    4月起参与筹备中央银行，任中央银行筹备员、副行长。10月兼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在广州任中央银行行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宋子文为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之一，并参加治丧。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及实业投资委员会委员。
    同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2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还保留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和商务厅长的职务。此后开始主持实施统一广东财政并整顿财政机构和组织的工作。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宋根据大会通过的《关于财政决议案》制定了广东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计划，签发了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通电，提出了核实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同时又采取了清理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设筹饷局、募集国内公债票和金库券等措施来整理国民政府财政。3月，去广东省商务厅长职。6月，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在主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工作期间，在理财方面获得显著成效。1924年广东岁入只798.6万余元，1925年达到2518.2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猛增至10013.6万余元。如扣除公债库券和其他税外收入，1925年税收净额为29.8万余元，其中上半年仅为409.8万余元，下半年则增至1220万余元，差不多增加了2倍；1926年又增加到了6902.9万余元①。这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以后的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对此，广东国民政府曾在1925年底为宋子文颁发嘉奖令：“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锐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臻此。”①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随国民政府北迁抵达武昌，立即着手规划整理湖北财政。虽采取了颁布条例、整理币制、发行金融公债与国库券、设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整顿税收、征收田赋等一系列措施，但没能收到预期效果。①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①《国民政府公报》第19号，1925年12月。
    1927年1月，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及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成员。会后奉派赴上海主持江浙两省财政统一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对立，宋子文蛰居上海，对革命处于彷徨、动摇之中。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宋子文参与促使蒋汪合流的活动。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为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宋子文于1928年6月邀集银行界、实业界的首要人物与经济专家60多人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提出裁兵减费，确立预算制，建立中央银行，废除厘金等主张。指出了此次会议须加以讨论的问题：“（甲）金融。以我国枯竭纷乱之金融，如何整理，各省参差之币制，如何统一，滥币如何整理，以巩固金融之根本。（乙）公债。全国内外债，为数甚巨，应如何维持其信用，使此后建设经费，可仰给于公债。（丙）税务。国家收入，端恃税收，应如何整理改革，使有裨国库而不病商民。（丁）贸易。本归工商交通等部主管，但关系税源，应如何免除运输阻滞及劳资纠纷而提倡奖励。（戊）国用。应如何使各项用款，用于实际，并以消极的费用，而用之于积极进行之事业。”①会议讨论了上述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提案。
    为统一全国财政，宋子文于同年7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财政统一应包括规章、行政、用人、收支四个方面，推行统一的方法，主要是：“1.凡关于国税范围内之财政规章及用人行政，概归财政部核定处理；其各省之中央税收，未遵本部规章办理者，应一律遵办；至各省任命中央征收人员有成绩者，均由部加委，以后归本部任免考核。2.中央税收，一律迳解本部金库，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饬金库照发。”②此次会议共审查修正通过138个提案，涉及关务、盐务、赋税、预算、币制、银行、公债诸方面。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惟缔约各国对于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缔约各国不论以何借口，在本国领土内，不得向彼国人民所运输进出口之货物勒收关税或内地税，或何项捐款，超过本国人民或其他国人民所完纳者，或有所区别。如于民国十八年即西历1929年1月1日前，经双方政府按照以下所规定业经批准以上之条款，则于是日发生效力，否则，随时按批准日起四月后发生效力。”①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首次同外国达成的关税新约。从1928年11月至1930年5月，宋子文又先后同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①《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
    ②财政部：《统一财政案》（1928年7月），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81页。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28—629页。或新的“关税条约”。这些国家表面上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但却都保留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条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对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盐税建议。在整理国内税务上，首先对卷烟、面粉征收统税。1930年12月，发布裁撤厘金通电，宣布：“对于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含有厘金性质者，又海关之五十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常关税（陆路边境所征国境进出口税除外）、子口税、复进口税，均应于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②同时开征棉纱、火柴、水泥统税，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工业品，从而确立了关税、盐税、统税占主要地位的税收制度。
    1928年10月，宋子文主持制订《中央银行条例》。11月1日，新的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设立，宋子文自任总裁。中央银行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
    自1928年1月起，宋子文还同时兼任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防会议、**编遣委员会的委员。
    1929年3月，宋子文在国民党三大上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1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着手币制改革，组建税警团。
    1931年6月，宋子文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7月23日遇刺未中，8月兼任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委员长，9月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1月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并连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表示同蒋共进退，于20日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932年1月29日，宋子文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2月12日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值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宋子文多次同上海金融、实业界人士紧急磋商，为十九路军筹措急需的军费，并调税警团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同年8月，汪精卫辞职出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全面负责外交内政重大事项。对当时日本策划的伪满当局截夺东北关税和盐税收入的东北海关事件，他多次发表声明，揭露伪满傀儡政权的非法性质，指出：“所谓‘满洲国’，系一未得事实上存在之政体，无管理领土之主权，仅系一似云雾之政治团体，全部为全权日顾问所操纵。”①主张把东北各海关移至关内各口办公。
    1933年2月，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视察北平、热河等地，表示“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也”①。“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②。至于饷②《国闻周报》第7卷第50期。
    ①《国闻周报》，第9卷第25期。
    ①④《国闻周报》，第10卷第8期。
    ②《大公报》，1933年2月14日。
    款，“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③。视察期间，他还多次呼吁各地、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④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银元7.15钱合1元，并于3月10日起在上海施行。从10日起上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也改标银元单位。这在客观上起了统一货币的作用。
    1933年3月17日，宋子文因汪精卫回国，声明停止代理行政院长职务。4月5日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18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率团出访美、英、法、德、意、比和瑞士等国，出席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的华盛顿经济讨论会与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武装入侵中国的不安与不满。宋子文此次访美，还同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信贷合同，即所谓棉麦借款。在访欧过程中，宋子文向各国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相，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呼吁各国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阐述了中国希望同西方各国扩大经济关系的方针，宣称中国一面巩固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将为西方资本与工商业提供有利的发展范围。表示中国准备通过增进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达到提高生活、发展经济、开拓资源的目标，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并且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正式提出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此次访欧还争取到国际联盟对华的技术援助。出访途中两次经日本横滨、神户，宋子文均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记者，并拒绝邀请访日，这在客观上振奋了国内主张**的舆论。
    1933年10月28日，宋子文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只保留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虽离开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但仍从事有关金融方面的活动，介入了一些重大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还起着一定的作用。
    1934年4、5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根据考察结果制订了建设西北计划。5月31日，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以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宣称公司纯属私人合资的股份公司，专以沟通中国和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①从1934年12月至1935年9月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商务参赞乔治、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等进行会谈，希望英国能对华贷款2000万英镑，帮助中国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当英国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后，宋又同他就币制改革和英国贷款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1935年4月，宋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1月3日深夜，宋子文直接参与谋划的“币制改革”出台。规定：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①。“币制改革”使货币从原来分散发行改为统一发行，③《大公报》，1933年2月18日。
    ①《申报》1934年4月15日。
    ①《银行周报》第19卷第43期。
    发行权也集中到中央政府特定的银行手里。同时还规定，除工业艺术等原料用银，古币、稀币或有关文化之银质古物及银质器具装饰品外，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的银钱行号商店及一切团体个人，一律应于11月4日起三个月内换取法币。币制改革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金融业的控制。
    1935年底，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和宋庆龄商议派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到陕北，同**中央联系，直接向**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1936年8月14日，**致函宋子文：“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在西安。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对记者发表谈话：“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①20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央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决定迅速回南京汇报。22日再赴西安，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25日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离开西安回南京。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特殊身份，联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于7月27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后，又策划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以后这个机构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8月24日任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主持5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1938年6月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但在1941年5月，宋子文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宣布退出同盟。
    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使美国寻求援助。
    1940年10月22日签署了2500万美元的《中美钨砂借款合约》。1941年2月4日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中美金属借款合约》。同年4月1日，在华盛②《**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百度 求小说网 有求必应！ 中国通史 https://www.qiuxiaoshuo.cc/read/iocm/isgafiq.html 全文阅读！求小说网,有求必应！